分類: 中國教會
又是「東拉西扯」
四月一日
這幾天忙得不亦樂乎，每天報紙祇看大題目。今天坐下，看了一些文章，有感，和各位分享。
(1) 盧峯仁兄說：『「送中」（引渡逃犯）條例隨時令陳樞機人間蒸發』。我剛讀到時以為不免誇張了。但坐下來想一想，倒覺得他可能有道理。我在中共的檔案處肯定有許多資料，那不是隨時能有罪名要引渡我返大陸？
記得1998年初，因為中共不讓我回去向北京教區修院的及瀋陽修院的修生道別，我寫信給那時的宗教局局長葉小文提出抗議，他回信約我去深圳見面，我隨即應約去了，大家都很客氣，一起吃飯，還彼此交換了禮物。
我們開始正式談話時，他說：「陳主教，我預備了一些資料，先讀給你聽聽好嗎？」我當然說「好」。他開了手提電腦，讀：「你在某某日，在某某地方這樣回答了記者；對這樣這樣的題目講了一篇演說；你在某雜誌上登了這麼一篇文章……」讀了半個多小時，他說：「你說了這些，我們怎麼放心讓你進來？」
我想今天如果他們要讀出我的全部罪狀，一個整天也不夠罷！
(2) 在另一篇文章裡盧兄轉述何柱國先生的經驗。說在大陸做生意的香港人，一回到香港就感到「如沐春風」。
我自89年至96年，七年工夫在大陸「地上」修院教書，每年在國內六個月，分兩段，每段三個月。每次三個月後返港的感受彷彿是重能呼吸新鮮空氣。
我是89年天安門事件後返國內服務的。那時人人都離棄中國，政府很欣賞我的行動表示對祖國的信任，對我非常客氣。但在裡面工作時，常覺得有一點見不到的威脅，有一種形容不出的恐懼。
在上海佘山教書時，我每週回家（我姊姊家裡），路上見到在社會裡到處充斥暴力。在專制制度下人人是奴隸、人人是霸王。在制度壓迫下的人，似乎本能性地，向他管制範圍內的人發洩他的怨氣。很可怕。
(3) 我在余若薇大狀的節目中衝口說了「大陸無法無天」。當然我特別記得的是過去的一件事，但因為發生在我姊夫身上，印象特別深刻。大概早已在文革之前吧，有一天，他們來把他拉走，一句話也不說，剃光了頭派他參與鐵路工程（不知是造新的，還是修理舊的），在烈日下那是非常艱辛的苦工。
當然他早已被列為右派份子，因為他曾擁有一間極小的絨綫店。但事情早已處理了，店也被充公了！
不記得這情況延續了多久（大概是兩三個月），姊姊每天都擔心得不知怎麼過日子。有一天，他們對我姊夫說：「你回去吧。」其他什麼都沒有說（你能說什麼？祇能心裡說謝天謝地）。
(4) “A Canossa” a rovescio?
Nel 1077 era l’Imperatore Enrico IV che si umiliò ai piedi di Papa Gregorio VII nel Castello di Matilde di Canossa dopo essere rimasto in ginocchio per ben 3 giorni, fuori, nella bufera di neve.
Oggi corre voce che Papa Francesco fosse pronto ad uscire dal Vaticano, pur di poter stringere la mano all’Imperatore Xi Jinping.
È il pendolo che non si è fermato a mezzo. Il “giusto mezzo” è quel che dice Papa Benedetto nella sua lettera del 2007 (citando GS §76): “La comunità politica e la Chiesa sono indipendenti e autonome l’una dall’altra. Però tutte e due, sebbene a titolo diverso, sono al servizio della vocazione personale e sociale dei medesimi uomini.” Questo è il fondamento della dignità di ognuna e del reciproco rispetto!
「卡諾莎」（嘉諾撒）事件轉180度的版本？
1077年神聖羅馬帝國皇帝亨利四世在「卡諾莎」（嘉諾撒）城堡外風雪中三天苦求，才獲教宗額我略七世接見和寬恕。
現在聽說最近習近平來羅馬，教宗方濟各似乎恨不得和習皇帝握手，甚至準備在梵蒂岡外任何地點和他見面。看來中庸之道實不容易。
教宗本篤在2007年致國內教會的信上引用了大公會議《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76說：「政府與教會是各自獨立自主的機構。但二者各以其不同名義，為同一的人類的個人和社會天職服務」。有了這基礎才各有尊嚴，彼此合作。
(5) 一個有關馬桶的笑話
話說有一天，有人給西班牙元首Franco送了一個最先進的電子馬桶，任何人坐上去它會奏出他最喜歡的歌曲。Franco把它帶回家裡，他眾多的子子孫孫都想試一試。那末從小朋友開始，他們出來時都雀躍舞蹈。跟着是青年，他們出來時都舉起大拇指說：「勁！」。大家都試過了，終於Franco入去，很久不出來。出來時大家當然問：「什麼事呀？不靈嗎？」他說：「很靈，所以有麻煩，大家都知道我最喜歡國歌，每次我一坐下它大奏國歌，我當然要起立致敬，那末……」
這是諷刺Franco的笑話，不是諷刺國歌，應該不會被入罪的吧？
對號入座？
已不是第一次有傳媒說：「湯樞機不點名批評陳日君反對教宗」。上一次我等了幾天，不見湯樞機出來否認，我就出來說：「他們寃枉了湯樞機，湯樞機說有人『罵』教宗，指的並不是我。」
這次看來我不必等了，還是「對號入座」吧。不久前，教廷國務卿柏羅林樞機已藉（現已辭職的）教廷發言人的口，告了我同樣罪名。
其實湯樞機真不必這麼辛苦，剛寫了一篇牧函又寫一篇，聖座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最近不是接受了一次訪問，對教會近況作了詳盡的分析嗎？湯樞機出於「對任職於羅馬教廷的神長的尊敬」一定完全認同他的。斐洛尼樞機在那訪問中不點名地告我：「在伯多祿的船裡不一致划槳」。其實我早已沒有資格在船上划槳了，被邊緣化了，我祇能在岸邊指手劃腳，祇能白白焦急；無所知，無能為，他們說我還能講話「製造混亂」。那末原告人是三位尊敬的樞機，我是被告。不過被告也有權利自辯。我否認我製造了「嚴重混亂」。我至今做的是：「有人製造了混亂的事實，又有人發出了混亂的言論」，我祇願意努力幫助軟弱的兄弟姊妹們，辨別一些事實的真假、對錯。
斐洛尼樞機說現在不是時候界定「誰對誰錯」。那怎麼辦？分辨是非雖不容易也不能放棄呀！放棄真理就是相對主義了，主要的是我們從觀察事實開始。
現在爭論的是發生了一件事：中梵簽了一個協議，這件事該使我們高興還是使我們擔心？
首先讓我們擔心的是：協議的內容竟是秘密的，我們不能知道。為什麼不能公開？說是暫時性的。但暫時性的協議就是現在有效的協議，我們知道了它的內容才能以我們的思想和行動去配合。否則我們祇能讓事情發生？也不知道發生的事情是否是按照協議的決定？
不知道內容那末祇能猜測。猜測也應該從知道的去推測不知道的。那末如果知道的事使你擔心，你也祇能擔心了。
使我們擔心的事實在太多了。
1. 領導談判的教廷最高官員，國務卿帕羅林樞機，固然是一位老資格的外交家，他是「東方政策」的崇拜者，曾在《羅馬觀察報》上發表過一篇文章，清楚表達他非常看不起中歐共產國家那時的幾位信德的英雄（波蘭的維辛斯基樞機，匈牙利的敏真蒂樞機，捷克斯拉夫的貝蘭樞機），描寫他們是滋事者、反叛者、職業鬥士，喜歡在政治舞台上顯耀者（我寫信指責他，他沒有否認）。看不起信德的英雄豈不是等於不重視信仰嗎？
2. 這位文質彬彬的，甜言蜜語的外交家，一上了教廷最高官位，就露出了他強權、高傲的真面貌，他使那教宗本篤設立的「中國教會事務委員會」消失了。後來又把韓大輝總主教從教廷趕走了。在這中梵積極談判的時刻，他卻把內部的對話全面抹殺了，不堪想像！
3. 帕羅林曾是中梵談判中，梵方的首席談判員，他見過共產黨的醜惡面貌，但我相信他並沒有把真相報告給教宗方濟各，誤導教宗在樂觀的斜坡上滑落。教宗來自南美洲，當然那裡也有軍權政府和經濟權貴壓迫老百姓，但那種獨裁政權和希特拉的納粹主義、史太林的共產主義及中國的共產黨絕不能相比。而且在南美洲共產黨為貧民出聲，成了軍人和權貴手下的犧牲品（甚至有他耶穌會的兄弟也被政府稱為共產黨而追殺），教宗方濟各對共產黨自然會有一種好感。
4. 帕羅林以前操縱了迪亞斯樞機，現在操縱教宗方濟各，為了外交成功的虛榮，與中國推進「東方政策」。他還企圖利用若望保祿二世和本篤十六世的權威，說現在談判的結局是教廷十幾年努力的效果，嚴重扭曲了事實。前兩位教宗絕對不相信「東方政策」。
恕我不厭其煩地把2016年教宗本篤認同出版的《Ultime Conversazioni》161、162頁的一段話（本人的譯文）轉載在此：
記者問：閣下有否積極同意和支持教宗（若望保祿）的「東方政策」？
教宗本篤答：我們有時討論過這話題。很明顯：卡薩羅尼（Casaroli）樞機縱然出於善意推進「東方政策」，但那政策是失敗的。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基於他親身體驗了那些政權（納粹政權和共產政權）採取了新的政策。當然，那時無人會期待那政權（在歐洲）會這麼快倒下來，但教會怎麼也不該妥協、讓步，而該堅持抵抗到底，這是若望保祿二世的基本看法，我也同樣看法。
雖然教宗本篤不贊成「東方政策」，但帕羅林和迪亞斯陽奉陰違，背着他和北京政府草擬了一份協議，最後教宗拒絕了簽署（他們從來不向「中國教會事務委員會」交代，但我們有理由肯定這事實，希望將來能用教廷檔案資料來證明）。
現在的談判和其結論都是新的發展，不論是功是過，全屬教宗方濟各和他身邊的助手（尤以帕羅林為首）與前兩任教宗無關。
5. 以前「東方政策」在歐洲是失敗的，現在用來應付中國共產黨是否可以樂觀，以為這次會成功呢？有什麼客觀的因素支持這樂觀的態度呢？有沒有理由以為今日的中國共產黨比昔日的歐洲共產黨更會是一個講道理的談判對手呢？我們今天更有理由信任共產黨嗎？
中國共產黨的宗教政策沒有改變，國家富了(？)國家強了(？)更自信了。同時，我們的教會卻因迷信了「東方政策」，以弱者的身份自居，在開始談判前已輸了一大段。讓步、妥協、投降，使我們像是已戰敗了的，當然也準備接受不平等條約了。這樣我們真的弱了。而且「我們」「他們」已分不清楚了，在「我們」中有許多「他們」了。極溫和的本篤也說：地上教會裡的投機分子越來越多了。我們本來是勝者，有一大股健康的力量。強大的政府也多次以容忍為上策（其實，地下的教堂、地下的活動，也絕沒有為他們帶來麻煩），但一些長期沒有執行的惡法現在強硬地執行了。這些是大家都知道的事實，不用我仔細地列出來吧。
6. 把談判時的處境和簽約後的情況比較一下，看不見我們賺得了什麼。
教廷高官不准我們談贏輸。但事實是「他們」贏了。「他們」贏了還不夠，欺負後還要加上侮辱！
羅馬知道姓黃的做了什麼嗎？那日，由大批公安控制了場面，數架旅遊車浩浩蕩蕩帶了他的神父和教友來到莊主教的聖堂，並有中央新星沈斌主教，來隆重宣布政府慷慨賞給莊主教的榮耀：認他為「榮休主教」。莊主教的神父們卻不准參加。又請他共祭，一起慶祝。還好莊主教老人家頭腦還清醒，他說：「結婚才要慶祝，但現在是離婚呀！」他拒絕了共祭。
7. 聽說他的神父們現在分了三組。一組說：「教宗鼓勵合一，讓我們領證到地上去吧。」我以為誰也不應該批評他們。另一組說：「愛國會的理念不合我們的信仰，我們不能參加，回家耕田吧！」我支持這看法。最痛心的是也有一組說：「我們不會到地上去做神父，在地下我們又不再有機會做神父了，那末乾脆不做神父了吧！」這混亂、這分裂是誰造成的？不是我罷！
8. 湯樞機說有人選擇性地擁護教宗，我以為這正是帕羅林所做的，他沒有服從本篤，現在卻鼓勵方濟各。
我曾想幫助教宗本篤但徒勞無功，現在也絕對沒有反對教宗方濟各，苦苦勸他，也徒勞無功。甚至我不能肯定教宗有否收到我的許多信（沒有回信）。我去年兩次專程帶信去羅馬，交在教宗手中。
我在2016年6月23日已作出呼籲，提醒大家「我們信的是天主的教，耶穌的教，在這教會內最高權威是教宗 ── 耶穌在世的代表。……教宗批准的任何事，我們不可以批評。」
當然我也說過：「教宗非常尊重良心，不會命令你們違反良心。」而且到現在他沒有命令誰進愛國會。
9. 斐洛尼樞機說：（他）「理解（某些兄弟姊妹）的疑慮；理解他們的困惑；有時（他）也有同感。」湯樞機承認「教宗一如眾人，有其局限和軟弱之處」。我們也不怕直說：教宗在某些事上是能錯的。最近他在智利犯了大錯，他很勇敢，出來認錯、道歉。
當然我們不該輕易以為教宗錯了，但如果經謹慎辨別，我的良心以為教宗錯了，我該怎麼做？我該謙虛地向他表達我的看法。歷史裡有聖女們的榜樣。尤其是樞機們更有本份規勸教宗，他們是教宗的智囊團。
10. 對其他教廷神長？當然大家也該表示尊敬，他們是教宗的助手，平常是他們傳遞教宗的意願，教友不該輕易對他們失信心。但說他們是教宗所選並不保證他們不會錯。耶穌選的宗徒中也有負賣祂的、否認祂的、離棄祂的。教廷神長更不是我的長上，身為樞機我祇有一位長上：教宗。
11. 我和教宗方濟各的關係怎麼樣？他在不少場合對我特別的親切，使我很慚愧、尷尬。
有件事我或需要再次澄清
教宗對韓大輝總主教曾說：「他們強迫莊主教讓位給黃炳章是不對的」；又說：「為什麼那（談判？）小組沒有和我商量？」後來我見教宗時他又對我說：「我已吩咐他們，不要像那時教廷對待匈牙利的敏真蒂樞機一樣（強迫莊主教讓位給黃炳章）」。
這些私下講的話本不該公開的，我把這些話公開了，這會使教宗在他的助手面前尷尬（似乎他在背後說了他們壞話）。但我以為在這事上真理的權利該優先，我說出了是為維護教宗的公信力，讓教友知道那些不對的事並不出於教宗。
帕羅林馬上出來否認他們和教宗有不同意見。那末或是教宗說了謊話或是我說了謊話，我和帕羅林都知道我沒有說謊話，那末帕羅林就是說教宗說了謊話！？
可惜，最後教宗還是接受了他們的做法，我不明白他的理由，但也不會批評他。
其後，《路透社》在訪問教宗時，也問了他關於陳樞機有何說法，教宗說：「陳樞機是一個好人，祇是有些害怕」（其實更準確該說：「有些擔憂」）。所以請大家不要再說我反對教宗！
不是我製造混亂，但混亂的事多的是。除了協議的秘密性引起不同的猜測，把七位主教合法化的程序也糊裡糊塗。
12. 首先是濫用「合法化」這個詞。其實要使那幾位非法主教合法，該經兩個步驟：首先是教宗解除他們的絕罰。沒有教宗的同意而接受被祝聖為主教是教會內最嚴重的罪，教會被迫驅逐犯事者出教。現在教宗認為他們後悔了、認錯了，把他們再容入教會的懷抱。這是父親的慈悲，我們怎麼能批評？九月廿二日的公佈說教宗寬恕了他們（從二月二日《羅馬觀察報》的一篇報導知道，原來教宗已在九月八日寬恕了他們）。可惜到今天我還沒有聽到這幾位兄弟公開為過去的行為，為他們在教會內立的壞榜樣道歉，也沒有聽到他們公開許諾將會忠於教宗。
還有，受絕罰的不祇是非法被祝聖者，非法祝聖他們的主教，按教會法典也一樣受絕罰。對這些不祇一次主持或參與祝聖，因而被絕罰了的主教們，教廷好像沒有什麼交代。
也在《羅馬觀察報》二月二日的同一報導中，我們才正式（？）知道十二月十二日在北京有了一個「儀式」，教廷官員轉告了那些主教們：教宗給了他們領導教區的牧職。這也就是真正的合法化了。
其實關於這十二月十二日的儀式，我們也見過一張照片，一些中方的新聞，某閩東神父的報導。在網上也傳流了一封教廷兩位樞機致黑龍江岳福生主教的信。
這樣的「合法化」似乎太不合規矩了吧！教宗賦予職權不是該有一封他簽署的任命狀嗎？不是也需在一個儀式中給人看到嗎？（在沒有協議時，這任命狀雖不能在祝聖典禮中讀出來，但至少也在更衣所，神父們面前讀了！）
為什麼有這些「偷偷摸摸」的做法？
大概是怕惹怒中共吧？簽署秘密協議後這邊廂大呼勝利，說中共終於承認教宗是天主教的領袖，在選主教事上他說最後一句話！但恐怕在中文協議書上沒有這樣的講法。簽署後沒有幾天「一會一團」的發言人就出來說，我們還是堅持原則：獨立自辦教會，聽從黨的領導！再過幾天他們隆重地慶祝了首次自選自聖主教的六十週年紀念！恐怕在中文協議書上祇說「如果教宗不接受我們的提名，那末我們再商量」(？)
如果教宗簽七位主教的任命狀恐怕中方又會很不高興，說：我們早已任命這幾位主教，現在要你承認，不是任命！
這些偷偷摸摸的做法使我們擔心梵方已處於害怕的狀態。那末以後怎麼談判？地下團體的命運將如何？
13. 斐洛尼樞機的一番話和中共的沒有反應似乎讓我們放心，教廷還沒有同意把地下的趕入地上的「鳥籠」。但近來多處地方的官員已在追迫地下的神父領證入愛國會，走入地上的鳥籠，說是教宗已同意。
教宗方濟各在九月廿六日的文告中鼓勵大家致力於修和和合一。其實「修和」是馬上我們可以且應該做的，但「合一」就困難得多，合一指的當然也是架構，現在存在地上和地下的架構，怎樣合一？在那個架構裡合一？地上的架構是獨立自辦的，怎麼可以在那架構裡合一？
那年教宗本篤的信一出，韓德力神父就大聲在全中國宣佈說：「教宗說已不該再有地下團體了，大家上來合一吧！」
我們在中國事務委員會裡，在激烈的爭論後（因為教廷官員明顯支持韓神父的錯誤解釋）過了兩年，終於委員會接納在「綱要」小冊子中加入一個註解，澄清修和和合一的大分別（註解2）。
韓德力神父斷章取義抽出了教宗信中一句話支持他的說法。那是第八章的第十節：
(a) 「有些主教因不願屈從政府對教會生活的不當控制，且為了完全忠於天主教的道理和伯多祿的繼承人，被迫秘密地接受了祝聖。」
(b) 「秘密狀態並非屬於教會生活的常規」。
(c) 「只有當迫切渴望維護自身信仰的完整性，不接受國家機構的干涉教會切身生活時，牧者才這樣做。」
這裡很明顯：(a)及(c)說出了為什麼有了地下，(b)句在聖經學或法學裡稱為Obiter dictum (said in passing, incidentally, by the way)。
說地下狀態不是常規不是說地下團體自願做了不合常規的事，而是不常規的處境迫使他們留在地下。
教宗方濟各在九月廿六日的文告中，第三節，完整地引用了(a)、(b)及(c)，沒有跟帕羅林及韓德力斷章取義（不過在(b)加上了「請特別注意」。其實該特別注意的是(a)及(c)）。如果(a)及(c)所指的不正常處境沒有改變，那末信友們還「不得不」留在地下。
希望在下一輪談判中教廷能堅持原則，不要答應消滅地下團體，他們是基督奧體的健康肢體。
讓我們用那傳統的聖歌為教宗方濟各祈禱：
Oremus pro Pontifice Nostro Francisco,
讓我們為教宗方濟各祈禱，
Dominus conservet eum et vivificet eum,
願上主保留他，給他活力，
et beatum faciat eum in terra,
使他在世享幸福，
et non tradat eum in animam inimicorum ejus.
並不要讓他陷於敵人的毒手。
一筆糊塗賬（看了一篇訪問記錄有感）Mettiamo i punti sugli i (a proposito di una intervista data da S.E. Card. Fernando Filoni)
(A) 一條水流？恐怕不是吧！有信德的清水，也有反信德的污水（從創世紀就這樣）。在中國信德的水流很多年避免了污水的污染，在地面、在地下暢流。可惜教廷錯誤的政策削弱了信德的力量，投機份子和政府合作企圖消滅信德，污水污染了清水。
「不要說誰對誰錯」……「大家都受了苦」……「我們是兄弟姊妹」……「我們……這些年來對基督奧體一教會（所）造成（了）的創傷」「有內部、外部來的創傷」……（這位斐洛尼樞機不祇一次表揚的魏景義主教說得多麼謙虛，但他又曾否決我們有資格為中國教會出聲）……這些似是而非的講話遮掩了真理。真理是「我們」和「他們」的分別。
若望保祿二世和本篤十六世都曾強調「我們」和「他們」的區別，這區別並不是純屬過去，樂觀的教宗方濟各也不能一揮魔術棒使它消失，對這事斐洛尼（Fernando Filoni）樞機和柏羅林（Pietro Parolin）樞機是最清楚不過的。
要不然，教會應禁止我們每天早禱中唸匝加利亞歌「……大能的救主……救我們脫離敵手，……擺脫仇人的掌握……」。在晚禱中我們又唸聖母讚主曲「祂運用手臂，大施神威，把心高氣傲的人擊潰。祂從高位上推下權貴……」。
(B) 教廷的言論多次把中梵談判描寫成一個從若望保祿二世到方濟各的「連貫性的」行動，其實不是這樣。若望保祿二世和本篤十六世並不認同教廷的「東方政策」（見《Ultime Conversazioni》書161-162頁）。這幾年教廷從不向中國教會委員會報告談判進展的情況，但我們有理由相信：今日簽成的協議也就是那時教宗本篤拒絕簽署的（那是一個轉捩點，可惜後來教宗體力衰退，辭去了教宗的職份）。
教宗方濟各請了柏羅林任國務卿，教廷的「東方政策」支持者就重拾那被教宗本篤喝停了的政策，分別是：以前他們在本篤權下陽奉陰違，現在在樂觀的方濟各權下他們順水推舟，讓他在樂觀的斜坡上迅速下滑，他們沒有把中國共產黨的兇惡面貌介紹給教宗方濟各認識。為什麼？
(C) 不錯，大家渴望着合一，渴望着正常化，但情景改變了嗎？政府放棄了對教會的控制權嗎？政府讓我們維持純正的信仰嗎？四年前我對教宗說：「獨立自辦的教會客觀來說不已是裂教了？」他說：「當然啦（certo）！」
「在目前的情況下，我們可以說從痛苦中獲得治療的能量是有的」，是嗎？這能量在這二十年來大大的削弱了！
不錯，能量該從三方面來：教廷、教會、政府。今天的政府越來越嚴厲地壓制教會；今天的教廷越來越向政府示弱，一點尊嚴也沒有了，中國的教會大眾能做什麼？他們連「生存」也做不到，教廷卻把「選良好主教」「作社會良心」的責任放在他們身上！？有時我不禁要問：我們羅馬的領導們是從哪個星球降來的！「在辣瑪聽到了聲音，痛哭哀號不止」。難道他們聽不到這遍地來的哀號聲嗎？
「不要說輸贏！」但我們信德的敵人正在大唱凱旋，傷害了我們的兄弟還不夠，還要侮辱他們（羅馬知道那姓黃的做了什麼嗎？）。因教宗本篤的鼓勵我們的兄弟是會接受失敗的（甚至是「眼前的全面失敗」），但怎麼叫他們承認他們這幾十年的忠貞是錯誤的？是愚蠢的？
(D) 最不可思議的是要我們信任政府，難道羅馬不知道政府怎樣加強了對教會的鎮壓？柏羅林樞機使中國教會委員會銷聲匿跡，但他還不能全面控制全世界的傳媒吧？！
從九月廿二日到今天也將半年了，羅馬能給我們看看究竟我們得到了什麼嗎？真的有了歷史性的突破，無神政府承認了教宗也是在中國天主教的領袖嗎？協議簽署後不多幾天「一會一團」的發言人說「我們堅持原則：獨立自辦教會，忠信跟隨黨的領導！」他們（地上主教、神父、修女、教友）隆重慶祝了第一次非法祝聖主教的六十週年紀念！
(E) 崇高的樞機在訪問中確實使我們興奮的是他對內地官員說的：「不要逼我們的信徒註冊加入愛國會！」。已過了好幾天，對方沒有出來抗議，看來在這點上羅馬真的還未讓步。還沒有把地下的都趕入鳥籠（很多地方官員已這樣做，說是教宗已同意了）。
談判還在進行，尚未讓步是否等於能堅持到底，一次跪下了容易再站起來嗎？讓我們求聖母，促耶穌行一個奇跡，除此我們還可以做什麼？
尊高的樞機說對教廷所做我們「可以有合理的保留」，但又譴責我（我對號入座了）在伯多祿的船上，不同方向划船。我以為普通教友不用思索，跟隨教宗不會錯。但他和我既然是樞機，也就應該給教宗意見，提他謹慎避免錯誤。否則我們不成了無用的，不吠的狗嗎？
Mettiamo i punti sugli i
(a proposito di una intervista data da S.E. Card. Fernando Filoni)
(A) Si parla di una corrente d’acqua. Mi pare che la realtà sia un pò più complicata. Le correnti sono due, quella dell’acqua fresca della fede e quell’altra di acqua inquinata (fin dal libro di Genesi).
Per molti anni la corrente dell’acqua fresca della fede in Cina riusciva a mantenersi sia alla superficie sia sotto terra. Ma purtroppo a poco a poco quell’altra riuscì a coinquinarla in gran parte. Una strategia di arrendevolezza ha indebolito le energie della fede. Opportunisti si prestarono a collaborare con le forze che mirano a distruggere la vera fede.
“Non parlate di chi ha ragione e chi ha torto”…“tutti hanno sofferto”…“siamo fratelli e sorelle”…“tutti abbiamo fatto soffrire il corpo mistico di Cristo…ferite dall’interno e dall’esterno” (come suona umile questo Vescovo, più di una volta lodato da Sua Eminenza, ma ebbe una volta a dire che noialtri non abbiamo diritto di parlare a nome della Chiesa in Cina!?)
Sono tutte belle espressioni per offuscare la verità, la verità è che ci siamo noi, e ci sono loro. “Noi e loro” come ha sempre insistito Papa Giovanni Paolo II e Papa Benedetto.
“Noi e loro” non è storia passata, è la realtà ancora oggi, non c’è una bacchetta magica che possa farla scomparire, neanche l’ottimismo di Papa Francesco. Card. Filoni e Card. Parolin, lo sanno molto bene.
Altrimenti dovrebbero togliere dal breviario il cantico di Zaccaria che ogni mattina recitiamo: “…Dio…ha suscitato per noi un Salvatore potente…salvezza dai nostri nemici e dalle mani di quanti ci odiano”.
Nei Vespri recitiamo il Magnificat, dove si dice: “…ha spiegato la potenza del suo braccio, ha disperso i superbi…ha rovesciato i potenti dai troni…”.
(B) La Santa Sede vuol presentare il dialogo con la Cina come un processo omogeneo da Giov. Paolo II, attraverso Benedetto fino e Papa Francesco. Non fù così, Giov. Paolo II e Benedetto, con la loro esperienza vissuta sotto i regimi totalitari, non hanno mai creduto alla teoria dell’Ostpolitik (v. pag. 161-162 del libro “Ultime Conversazioni”).
Anche se noi eravamo tenuti nell’oscuro, con ragione possiamo credere che l’Accordo di oggi deve essere lo stesso che Papa Benedetto a quel tempo aveva rifiutato di sottoscrivere (Di lì una grande svolta che, purtroppo, si interrupe, quando il Papa si sentì mancare le forze fisiche e coraggiosamente rimise l’ufficio petrino nelle mani di Dio).
Con la scelta di Parolin come suo Segretario di Stato Papa Francesco diede opportunità al gruppo di potere nella Curia di riprendere il loro progetto dell’Ostpolitik. Sotto Papa Benedetto agivano contrariamente alla linea del Papa, ora assecondando Papa Francesco nel suo ottimismo, lo spingono pericolosamente verso un facile cedimento, nascondendo l’orribile faccia del communismo cinese che essi ben conoscono.
(C) È vero che c’è in Cina un grande desiderio dell’unità, di tornare alla normalità. Ma la situazione è cambiata? Il Governo ha rinunciato al completo controllo delle religioni? È disposto a rispettare la vera libertà religiosa? Quattro anni fa dicevo a Papa Francesco, “una Chiesa indipendente è già oggettivamente scismatica” ed egli disse: “certo (of course).”
Si dice: “Nel contesto attuale possiamo dire che le energie per guarire dalle sofferenze ci sono,” Proprio adesso? Le energie sono state enormemente assottigliate in questi ultimi vent’anni!
Sì, le energie devono venire da tre parti: la Santa Sede, la Chiesa in Cina ed il governo. Con un governo sempre pìu intento ad un completo controllo delle religioni, con la Santa Sede sempre puì cedevole, che cosa si può aspettare dalla Chiese in Cina? È faticoso anche il puro soppravivere! Vengono ora richiesti di prendersi la responsabilità di scegliere buoni vescovi…perfino di essere la voce profetica nel criticare le ingiustizie nella società!? C’è da domandarsi: da quale pianeta sono discesi i nostri dirigenti a Roma? Quella Cina di cui parlano esiste solo nei loro sogni. “Un grido è stato udito in Rama…” È possibile che non sia arrivato a loro il coro di dolorosi lamenti?
“Non si deve parlare di vittorie e sconfitte!” Ma i nemici della fede stanno cantando vittorie, e non contenti di ciò aggiungono umiliazioni ad ingiustizie (v. il caso di Shantou).
I nostri, incoraggiati da Papa Benedetto, non temono le sconfitte (anche sconfitta completa al presente), ma come fanno ad accettare che hanno sbagliato per tutti questi anni di eroica fedeltà?
(D) La cosa pùi incredibile è l’invito ad avere fiducia nel Governo! Le informazioni sulle misure recenti di oppressione mancano ai nostri superiori nel Vaticano? Oppure, avendo fatto sparire alla chetichella la Commissione per la Chiesa in Cina, credono si poter fingere di non avere quelle informazioni?
Dal 22 settembre sono passati dei giorni, possono dirci i signori del Vaticano che cosa abbiamo guadagnato con quell’Accordo? È vero che i communisti cinesi hanno finalmente riconosciuto l’autorità del Papa? Il portavoce dell’Associazione Patriotica e della Conferenza episcopale non ha pubblicamente dichiarato che manteranno fermo il prinicipio della Chiesa indipendente e che seguiranno la guida del Partito? Non hanno solennemente celebrato il sessantesimo Anniversario delle prime ordinzaioni episcopali illegittime?
(E) L’unica notizia buona di cui siamo grati a Sua Eminenza è che la Santa Sede non ha ancora acconsentito che i clandestini siano forzati ad entrare nella “gabbia”. Ma per quanto tempo ancora? Non c’è pericolo che si ceda anche su questo punto? Chiediamo un miracolo dal cielo.
Sua Eminenza amette che si possano avere legittime riserve su quel che fa la Santa Sede, ma intanto mi biasima per non remare in sintonia nella barca di S. Pietro.
Mi pare che un semplice fedele può anche solo obedire, ma noi cardinali non dobbiamo anche consigliare il Papa, faccendolo vedere i pericoli, aiutantolo ad evitare gli errori? Altrimenti saremo dei cani inutili che non abaiano quando devono!
坐下來，整理一下訊息
二月廿二日建立聖伯多祿宗座
一個月前我去了美國聖母大學講解我的新書，又去了華盛頓代表（國內國外）共產主義的受害者領受了一個教宗聖若望保祿二世也領受過的獎牌。返港後忙着過年、拜年。今天坐下來，看看那些吞吞吐吐「從牙膏管裡擠出來的」中梵訊息，似乎可以整理一下了，也為考慮我是否到了該「收聲」的時候，更重要的是說明我不會「造反」或出來「罵」教宗。
我說過：如果教宗做了我的良心以為是不能接受的事，我會開始「隱修」，因為在這情形下我已不知怎樣回答別人的問題了。我不能說教宗沒有錯，那會違反我的良心。我也不能說教宗錯了；這不是因為教宗不能錯。教宗祇在以他最高權威教導信德道理或倫理原則時不能錯，在其他事上他是會犯錯的（最近他在智利犯了大錯：有人向他投訴有神職人員性侵孩童，他指他們譭謗。事後查清他們講的是真話。教宗很勇敢，出來認錯，並向那些投訴者道歉，很偉大）。當然很可惜的是他身邊的人沒有幫助他避免這樣的錯誤（在這裡也值得提一提：今天是建立聖伯多祿宗座慶日，彌撒中讀的是瑪竇福音，耶穌申明他建立教會在伯多祿這塊磐石上。正好前一天［常年期 第六週 星期四單數年］的福音是馬爾谷福音。那裡記載耶穌稱讚了伯多祿後，伯多祿因為愛耶穌想阻止耶穌去受苦受難。耶穌嚴厲地責備了他，因為他在這事上沒有明白天主的聖意）。我不會向大家說教宗錯了，尤其對個別的事件，我絕對不以為自己有資格肯定教宗錯了，我更不會「造反」或「罵」教宗，按會祖聖若望鮑思高的精神我們是「保皇黨」，絕對不會對教宗失敬，我們徹底維護他的權威，儘管有時似乎他也不想我們出來維護他的權威。
(一) 關於任命主教的中梵協議
9月22日梵蒂岡公佈中梵簽了一份關於任命主教的協議，協議內容保密，我們無法知道。當然協議的一些細則也曾流傳在傳媒間，使我們不能放心；但那是一些流言，教宗拍心口說「放心，在這事上最後一句話屬於教宗！」我們就算擔心也不需要批評教宗了，他無意將任命主教的權全交給無神政府！
(二) 那七位非法、被絕罰的主教合法化了
教宗先取消了絕罰，歡迎他們返入教會的懷抱。教宗相信他們懺悔了，他寬恕了他們，這是慈父和孩子的個人關係，超出我們的批判。他又給了他們主教職權。雖然我們相信他們曾做過一些嚴重的錯事，但任命主教是教宗的權。雖然我們看來信任那七位是冒險的，但教宗可以有理由付出信任。我們祇有祈禱，希望那七位真的回頭歸正了。
至於那兩位合法而被逼讓位的主教，我們知道教宗也是為顧全大局被逼命令他們讓位的［他給我說過本想避免重演敏真諦事件（Mindszenty）］。兩位主教的犧牲是很沉重的，但教宗有權這樣做。他們也以信德接受了。
可惜有人在勝利中樂極忘形，也實在太囂張。那姓黃的竟帶了一批他的人馬，也請了地上教會的高官去隆重「宣佈莊主教為榮休主教」（已傷害了人，還加以侮辱），還好那老人家清醒，拒絕和他共祭，說「結婚要隆重慶祝，但現在是離婚呀！」
我們同情那七個教區的教友，他們要有很大的信德去接受那七位「牧者」，希望他們的犧牲能造出奇跡：願聖神改化那由迷途亡羊成了牧者的七位。
在這合法化的程序上教廷似乎沒有遵循教會正規。任命主教本該有一封教宗任命狀（以前也常有，就算祇在更衣所讀出），任命狀也該讓大家有機會看到，正常的方式是一個就職典禮。這一切都沒有了，祇有一篇《羅馬觀察報》的文章，也不是教廷發言人的聲明。
看來是教廷害怕再次惹怒中方。秘密協議簽署後教宗說「在任命主教事上教宗有最後話事權」，教廷的先知們大呼勝利，說這是一個歷史性突破：「中方終於承認教宗是天主教領袖了」！但看來是個誤會，中方並不同意，他們在協議上故意避免了這些字句，這邊用這些字句激怒了他們，他們的回應是「一會一團」發言人的聲明：「我們堅持原則：獨立自辦教會，服從黨的領導！」還有那隆重的、眾多主教參與的慶祝會，慶祝首次非法祝聖主教的六十週年紀念！這不是給了教宗兩巴掌？
如果為七位主教寫任命狀和辦就職禮，對方一定會說「我們早已任命了，現在祇需你承認！」教廷以後做事也祇能偷偷摸摸、馬馬虎虎了（跪低了）！
(三) 地下團體的命運
按可靠的數字地下教會人數多過地上，再加地上的對教會忠信的份子，健康的教會一定是國內教會的多數，他們現在又失望，又擔心。
政府早已在去年初說：從二月一日起不再容忍地下教會，地下已不能有聖堂，沒有了聖堂也不准在家裡舉行宗教儀式。很多神父已自我失蹤，輪流在教友家裡為少數人秘密獻彌撒。政府人員說上來吧，簽字吧，加入愛國會！教宗已同意！
地下神父、教友們很徬徨，不知是真是假。有些地方神父已分裂：有些決定到地上去，有些說情願回家耕田，也有神父說不做神父了。有人問我他們該怎麼做？我說訊息未確實最好不要動。
教宗在9月26日的文告中似乎已鼓勵「合一」（教宗本篤鼓勵的是修和――心靈的修和，因為合一是一個漫長的旅程，我們的善意不夠，需要對方的善意），但沒有說清楚怎麼樣，在哪裡合一。在地上嗎？在愛國會內嗎？不是有人說過簽約後，他們還是在鳥籠裡？
萬民福音傳播部部長斐洛尼樞機（Cardinal Fernando Filoni）二月二日接受了訪問，講了不少話。我希望能抽空和大家分析他的講話。有一句話他講得很響亮：「內地官員不該逼神父、教友入愛國會」。他講了話已多天，直到今天沒有聲音出來反對，看來教廷在這一點真的還未讓步，感謝天主。
希望有一天愛國會真能成為歷史遺跡。不要換名不換事實（凌駕主教團的政府架構）也不要留此名而祇稍作一些美容改正。真正的宗教自由才益國益教，這也是普世人民的基本權利！讓我們祈禱！願聖神引領教宗把住這個關口。
二月廿五日 寫完
雷主教，高神父殉道瞻禮日
陳日君樞機一月二十八日獲美國共產主義受難者基金會頒授「杜魯門 — 列根自由奬」後的講辭 Joseph Cardinal Zen’s speech at the Truman-Reagan Medal of Freedom ceremony by the 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
容我引用依撒意亞先知書的一句（61:1）：「吾主上主的神臨到我身上，因為上主給我傅了油，派遣我向貧苦的人傳報喜訊，治療破碎了的心靈，向俘虜宣告自由，釋放獄中的囚徒。」
在人類歷史中，窮苦的、無權勢的、被壓迫的人從未間斷地出現。
工業革命遺憾地導致瘋狂資本主義抬頭。資本主義家藉著擁有生產技術，剝削無產階級，令他們過着奴隸般的生活。
馬克斯在當時環境，以一個先知的姿態出現，他透過血腥革命作階級鬥爭，推動解放運動。然而「治療令病情更糟」，暴力永遠不會是解決任何問題的方法。所有問題均源自人心：自私、貪婪……當缺少一個關懷的心，任何制度只會變得冷漠無情、非人性化。
共產主義者推崇平等，傳揚友愛精神，但事實卻是——他們摧毁了平等、友愛的基礎：那個我們共同擁有、同樣源自天父那深深植根的尊嚴。
我們知道，所有共產國家，在他們放棄馬克斯主義之前，最後所能實現的只是所有人的「共同貧窮」，他們最主要的「出口」是逃離共產「天堂」的人。
我從未在中國共產黨的統治下受過苦，我於1948年來到香港（加入慈幼會初學院），共產黨在翌年1949年掌權；而我在內地的親友，猶如其他家庭一樣，在這種非人性化的政權下受苦。我大姊的丈夫是個大好人，也被他們逮捕，他們沒有解釋他所犯何事，只給他戴上手銬，送他到鐵路局做苦工，每天在猛烈陽光底下暴曬；幾個月後姐夫獲釋，被遣回家，同樣的，當局從未有一句解釋。
而我那位聰穎的、在交通大學修讀船舶工程的弟弟畢業時，他們拒絕給他頒授證書，更要他從上海到偏遠的福建工作，他們説：因為你的哥哥在香港正在接受成為間諜的訓練。
那個本該只屬臨時性，源於馬克斯主義的所謂無產階級專政，變成共產王國。
1974年，在文化大革命差不多結束前，我有機會重回闊別了26年的祖國去探望家人，實在不明白他們為什麼敢大開中門，讓夠膽的香港人回去。而我當時看到的情景實在完全難以想像！整個國家已成為一個集中營！
所有宗教消失，教堂或被鎖上封門，或變成工廠、倉庫或作其他用途（我堂區的聖堂成為「人民俱樂部」，在那裡可買到一般食物，也有康樂設施）。
而當中國改革開放後，一切再不一樣。我於1984年開始申請到上海修院教書，至1988年下旬申請獲批。而我是於1989年秋天出發到上海，當時正值天安門事件後、每個人都想盡辦法離開中國之時，亦因此我獲得禮遇。他們之後更邀請我到其他修院教學，包括西安、武漢、石家莊、北京、瀋陽，於1989至1996年，我每年也有一半時間於中國教學。
這些年間，他們對我很友善，但我同時看到他們如何虐待並羞辱我們天主教會的人——對地下教會（那些曾繋20年牢獄或勞改營，仍然活著而被釋放出來的教會人士）的騷擾，對地上教會（同樣也是牢獄或勞改營的倖存者）主教的不敬。
今天，這個共產國家只剩下很少的馬克斯主義概念，更多的是無神論、迫害、專政。
你們也知道，最近中國正逐步收緊對各個宗教的控制。你們也知道最近香港發生的事，中國曾承諾給予的高度自治亦已近消失殆盡，香港最終將淪為中國境內一個城市而已。
今天我在這欣悅地接受這獎章，這並非我的榮譽，因為我從未犧牲過太多自由；我是代表那些在中國、在香港為自由而受苦的人，我為這些真正值得擁有這榮譽，但今天卻未能到此領受的朋友，接過獎章。
讓我們記得那些曾為著人性尊嚴及信仰而付出生命的英雄。我們不用悼念他們，他們已享有天主所賜的永恆福樂。那些嘗試摧毁他們尊嚴的人，只是在羞辱及摧毁了他們自身的尊嚴。
我也記著那些於中國及香港正在受苦的知名或無名英雄，他們勇於為人性尊嚴、為自由、為民主而發聲。
今天我在此出現，是要肯定你們（基金會）所作的有意義工作，那能為他們帶來支持，切願我們今天的出席以及每一天的祈禱能為他們送上安慰與力量。
願天主祝福大家。
———————————————————————————————————
Joseph Cardinal Zen’s speech at the Truman-Reagan Medal of Freedom ceremony by the Victims of Communism Memorial Foundation —
I quote from Isaiah (61. 1), “The Spirit of the Sovereign Lord is on me, because the Lord has anointed me to proclaim good news to the poor. He has sent me to bind up the brokenhearted, to proclaim freedom for the captives and release from darkness for the prisoners”.
In human history there were always the poor, the prisoners, the oppressed.
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 was unfortunately accompanied by an upsurge of wild capitalism. The capitalists, in possession of the means of production, exploited the proletariat, kept them under slavery.
Carl Marx came on the scene as a prophet, he preached the liberation through class struggle, that means bloody revolution. The medicine was worse than the illness. Violence was never solution to any problem. The problem is in human hearts: selfishness, greed. Without a loving heart any system is doomed to become inhuman.
The communists preach equality, they preach fraternity, but they destroy the foundation of equality and brotherhood which resides in our human dignity rooted in our common origin from Our Father in Heaven.
All the communist countries, to our knowledge, achieved only an equal poverty for everybody, their main exports are human beings fleeing from the Communist Paradise (before they abandoned Marxism).
I have not suffered personally from the Chinese Communist. I came to Hong Kong in 1948 (to join the Salesian Novitiate), the communist took power only in 1949, the following year. My relatives suffered as all families suffered under that inhuman regime especially my brother-in-law, husband of my elder sister, the most sweet person. One day they came to arrest him without saying a word, without saying of which crime he was accused. They sent him to work for the construction or repair of railway, work under the sun. They even shaved his head. After a couple of months they released him, sent him back home, again without any explanation.
My younger brother, a brilliant student at Shanghai Jiao Tong University, gradated in naval engineering. But they refused to give him the diploma and sent him to work far away from Shanghai to Fujian, a very poor place. They said, because your brother is being trained as an agent in Hong Kong.
The so-called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which is supposed to be provisional according to Marx, turned out to be the Communist Empire.
I had opportunity to visit my native city, Shanghai in 1974 (after 26 years of absence) before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e did not know why they opened the door ajar for Hong Kong people who dare to go. It was beyond imagination! The whole country was a concentration camp!
All religions disappeared. The churches were either closed with seals or turned into factories, go downs or other uses (my parish church was a “people’s club” where people could get some simple food and recreational facilities).
With the open policy things were very different. I applied to be allowed to teach in the Seminary of Shanghai in 1984, and the permission came in late 1988. I went to Shanghai in the autumn of 1989, right after the Tiananmen Square event, when everybody was getting out of China. They treated me very kindly. Later they invited me to teach also in other seminaries: Xian, Wuhan, Shijiazhuang, Beijing, Shenyang. I could teach in China, 6 months per year, for 7 years (1989-1996).
They treated me very kindly but I could see how they ill-treat and humiliate our people in our Catholic Church: harassment to those underground (coming out from prison or labour camp after more than 20 years, surviving their many companions in prison), no respect even for the Bishops in the official Church (similarly survivors of prison and labour camp).
Today of the true Marxism remains very little, but the atheist, persecutor, distatorship remains intact.
You know the recent tightening of control on all religions in China. You know also the situation in Hong Kong of the promised high degree of autonomy very little remains. Hong Kong is soon to become just one of the cities in China.
I am here today to receive gratefully the medal not in my honor, because I had almost paid nothing for my freedom, but for those who really suffered a lack of freedom in China and in Hong Kong.
I receive the medal for those who deserve it but cannot come here to accept it.
I want to remember all those heroes who offered their lives for the cause of human dignity and freedom. We do not mourn them, they are in God’s blossom in eternal bliss. Those who tried to destroy their dignity, only humiliated and degraded themselves.
I want to remember all those heroes who are suffering in this moment in China and in Hong Kong for voicing their claim respect for human dignity, for freedom and for democracy, those well-known and those anonymous heroes.
May my presence here today confirm your noble work in their support and may our presence today and our prayer everyday bring them comfort and strength.
May God bless us all.
Be happy with your victory and leave the old man in peace 你去慶祝勝利，但放過老人家，給他安寧吧！
They are adding insult to injury.
I don’t mind the ridiculous innuendo obviously referred to me of ‘political reading of the facts’ but it is cruel to inflict all these ridiculous so-called ceremonies on the old man unjustly forced to renounce to his office in favor of a formerly excommunicated ‘bishop’ and long-time defiant of church discipline.
Gianni Valente of Vatican Insider repeatedly makes the point that Bishop Zhuang Jianjian of Shantou Is not even underground, but then why you need to stage a solemn ceremony to declare that now he is recognized as ‘bishop’ though ‘emeritus’ (that is a kind of posthumous rehabilitation)?
Nowhere in the world there is such a ceremony. There may be a thanksgiving mass where the priests and faithful of the diocese have an opportunity to show their gratitude towards the retiring bishop. But in the case of Shantou the priests of Bishop Zhuang were banned from attending?! And I guess the faithful present were coming from other dioceses.
What normally would happen in such instance is to hold a ceremony of Installation of the “New” Bishop, where the Bulla (appointment by the Holy Father) is read and shown to people. I don’t hear any news in this sense. My suspicion is that the Vatican doesn’t dare to do such things which may irritate Beijing Government. Have they not given slaps into the face of our Holy Father immediately after the solemn declaration of the Historical breakthroug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have recognized the Pope as the leader of the Catholic Church’? The day after the signing of the agreement the spokesman of the Patriotic Association and of the Bishops Conference came out to reaffirm the principle of an Independent Church and the promise to follow the leadership of the Party.
They forced the Pope to accept the two guys they sent to represent the Chinese bishops at the Synod.
They celebrated solemnly the 60th anniversary of the first illegitimate episcopal ordination.
May be the ‘historical breakthrough’ was a misunderstanding. The communists want to see our people in the Vatican on their knee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