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2月20日寫於返港飛機上

有人勸我暫時還是留在美國好,等疫潮過後才回來更安全。那很合理,但…我的心已忍不住這麼多天遠離我的家—香港。

回到香港我一定會戴口罩,多用酒精,自我隔離十四天,為別人的也為自己的安全。

但我有很多朋友,我很想和他們談談別後近況,那怎麼辦?我有個blog,很方便,就在blog上談談吧。

(一) 首先我為什麼去了美國?(每次去美、加都說是最後一次,這也就是「最後一次」中的一次。)

在N.Y.有一個組織以St. Hugo of Cluny為名,這幾年來每年舉辦Lepanto Conference。

1571年在Lepanto(希臘愛澳尼亞海帕特拉斯灣。譯勒班陀,也有譯勒潘托),天主教神聖同盟艦隊和回教鄂曼帝國艦隊曾展開一場激烈的海戰,教宗庇護五世呼籲全球教友唸玫瑰經求聖母保佑,結果天主教徒大勝,這也是聖母「進教之佑」敬禮的歷史中的一環。

Lepanto Conference主要節目是在N.Y. St. Vincent Ferrer大堂舉行一台脫利騰儀式的主教大禮彌撒,他們知道我這個老人家還會做那式彌撒,去年很早就邀請了我,也請我在那機會上去Philadelphia大學,歡迎我在兩處演講,報告中國教會的情況。

其實,疫情爆發後,我希望他們請我不要去,他們卻堅持要我去,我也不好意思推辭了。

當然我並沒有後悔去了(看來上天也保佑我一路平安),我很高興能支持一群年青的教友珍惜教會的寶藏,在接納梵二後禮儀改革的同時也欣賞能以梵二前的儀式敬拜天主,深化神修。

關於大陸教會的近況我也很高興有機會能清楚向聽眾及傳媒交代。

(二) N.Y.和Washington距離車程4小時左右,也有人送我去了那裡兩天。事先有「魏京生基金會」要給我一個「魏京生民主鬦士獎」。前幾年的得獎者都身在大陸未能來領獎,今年我代他們領獎,表揚的不是我(我為了民主沒有付出什麼代價)該受表揚的是那些真正的勇士,基金會更請到美國眾議院議長佩洛西女士(民主黨)在她的辦公室頒獎。

在Washington也和數位政府人員和民主黨議員(尤其是天主教徒)見面談話。

(三) 去N.Y.前也去了Vancouver兩天,舊同學照顧我,加拿大殉道聖人天主堂的區神父款待我,也在方濟各堂獻祭及講座(多數是來自香港的教友)。

2020年2月22日  還是談國內教會

(四) 在美、加講座、訪問及談話的內容大概四份三是關於國內教會的事,四分一關於香港。因為在國內發生的事實在非常嚴重。

我也不厭其煩地強調下列事實:教宗喜歡我,我尊敬教宗。但他身邊的國務卿誤導了他。他們把中國教會交在敵人手中了。地上教會的「投機分子」大唱勝利;地上教會的忠貞份子被譏笑、被難為;那些為了不參加裂教而留在地下的信徒,現在都要進入那鳥籠裡去「合一」!?

(五) 我多次詳細交代去年六月底七月初的事。

六月廿八日一份文件「關於國內神職人員向政府註冊的牧民指引」,說是出自「教廷」但沒有指明哪個部門,也沒有人簽名。內容使人吃驚,竟鼓勵地下教會的主教、神父到地上來加入愛國會。

我廿九日就飛去羅馬把便條送去教宗居住的聖瑪爾大宿舍,說我在羅馬4天,希望他找到時間,叫我和Parolin樞機在他面前討論那文件。第二天我又去信,也附上了我對那文件的「質疑」。第三天有人帶回音來說:「教宗說你和Parolin談可也」。我對帶回音者說:「我和Parolin談是白費時間,既然教宗不答應來聽我們的討論,那末我就空手回去了」。第四天有人來通知說:「教宗請你及Parolin晚餐」。我充滿希望應會。教宗、我和Parolin用晚餐,很簡單;我當然不會在晚餐上吵架,我祇談了香港「反送中法」的情況。教宗對我很親切,但也有些尷尬,Parolin一句話也沒有說。晚餐很快完成,我問教宗:「我們現在是否能談談那文件了?」他說:「我會關注的了」就很客氣地起身送我到門口。

看來我是空手返港了,其實不是。我終於看到Parolin是怎樣操縱教宗。吃晚飯的事當然是他安排的,雖然席上他一句話也沒有說,其實他給我說了「陳樞機,你看見了,我們兩個在教宗面前,教宗對你親切,但他還是聽我的話,我不接受你和我在教宗面前辯論,你死了條心回去吧,不要再來了」。厲害!

那廿八日的文件宣佈了地下團體的死亡。教宗至今還沒有公開說過什麼。我曾問傳信部前部長Filoni樞機是否他拒絕了簽那文件(文件的性質屬傳信部的範圍),他回答說:「沒有人要我簽。」我又問信理部部長他有否過目那文件(與信仰有關的文件都該經他過目),他回答說:「關於中國教會的事完全由Parolin一手包辦。」

我把那些「質疑」也和全體樞機主教們分享了,請求他們關注,他們的回應不強。

今天是「建立聖伯多祿宗座慶日」,彌撒的進台詠是路加福音22:32「(主對西滿伯多祿說)西滿,西滿(看,撒殫求得了許可,要篩你們像篩麥子一樣。但)我已為你祈求了,為叫你的信德不至喪失,待你回頭以後,要堅固你的兄弟。」主的祈求不會落空!

2020年2月24日 我和金魯賢主教

最近意大利著名評論家Sandro Magister撰文《「公教文明」雜誌把一位已亡主教的遺體從墳墓裡搬出來作為武器來攻擊陳日君樞機》。文中的「已亡主教」是上海教區金魯賢。其實這位主教的遺體已火化,而骨灰已撒在大海上。大概他有先見之明,知道有人會連他的遺體也不放過。

金魯賢生於1916年,在耶穌會內晉鐸,大陸赤化時他在歐洲進修,1951年他勇敢返國在上海任修院院長。在1955年的大規模教難中他和上海主教、副主教一起被捕,坐監、勞改27年。隨着國家的開放政策他回上海重開修院,1985年接受牧職,和政府合作。其實政府也如地下教友一樣暗說他是「雙面人」。「雙面人」也就兩面不討好。

他在晚年寫的自傳裡向讀者訴苦,說在地下的比地上的更自由。這說法倒也不無道理:在地下隨時有可能被捕,但在地上的卻不斷要忍受政府的(尤其是一些低能官員的)指手劃腳。他博學多才,精通法、德、英、意數國語言,交結了許多國際權貴,政府也要給他三分面子。他們每年都准他出國,起初有人貼身監視他,後來也管不了這麼多了。

教廷對他的作為看來相當清楚,連(強硬派的)傳信部部長也去過德國、美國和他(秘密)見面。董高樞機問他為何不申請「合法化」?他說:既已在「地上」,暫時作「兩面人」更方便為教會做些事。他竟成功任命一位信德堅強的年輕人來抵制那「投機份子」教區秘書長,又成功使政府接受一位年輕的硬漢邢文之主教任他的輔理主教。真不容易。

邢主教出事後金主教只能推薦馬達欽替上,宗教局那班低能的官員一定要羞辱金主教,強逼一位非法主教參與馬主教的祝聖典禮。金主教再也忍不住了,他精心設計的那套祝聖典禮使政府失盡面子,全世界也看到:和共產黨是沒有可能妥協的。年老的金主教還是保住了「貞操」。

1984年我讀書回來已在香港修院教書20年,以為也應該爭取機會為祖國的修院作些服務,長上也同意了。我托一位外籍神父帶一封意文信給金魯賢,他努力了四年才得到中央批准我去上海佘山修院教書。1989年秋天我就開始在佘山修院教書,聖母進教之佑大殿在山頂,修院在山腳,從我床上竟能看到聖殿的鐘樓,是夢想不到的福份。

1993年開始,別的修院也為我們開放了:西安、武漢、石家庒、北京、瀋陽。修生人數都在一百左右。更使人安慰的,神長修生都是熱愛教宗的羅馬天主教徒!七年工夫我每年六個月在大陸修院教書,那門是金主教為我打開的,我感激無盡。

他已是大名鼎鼎的上海主教,年紀又比我大,我雖稍年輕,也曾任香港慈幼會省會長,我們彼此尊重,更是好兄弟。

「公教文明」用金魯賢來攻擊我,真是可笑。他們用的固然是金主教自傳內的話,但這本自傳是否能在國內出版該是金主教最大的考慮。

「公教文明」說金主教渴望國內教會合一,他會支持梵蒂岡近來的成就,我說:未必。讓我們分析那句似乎對我最不利的話:「直至劉柏年要國內天主教完全獨立於普世天主公教會,一定有教友會留在地下;直至陳樞機叫地下的留在地下,國內天主教不能合一。」前句指出國內教會不能合一的真理由,如果那理由存在,那末我的堅持是不能避免的。我也曾說過:如果中梵推進的是錯誤的合一,那末我絕不介意被指為這合一的最大阻碍。

2010年乘上海世界博覽會的機會,我上海公安局統戰部的朋友成功為我申請到上海一天遊,一個下午參觀博覽會(藉口),一個上午探訪金主教(真目的)。他前一天正接待了一位重要人物,相當疲勞,但還是設宴歡迎我,當宴後我扶他回房間時,他說:「陳樞機,我倆畢竟是在兩個不同的制度中」。我說:「當然啦,金主教,讓我們各自在自己的制度中為天國服務。」

金主教已打了他的好仗(就算眼前看來似失敗),願他從天幫助我也恆心到底,打這場眼前看來也似乎失敗的仗。

2020年2月26日 聖灰禮儀

無數的言論在空中傳來傳去,要跟上,要應付,相當吃力。

武漢肺炎疫症至少帶來一個好處,讓我們在這四旬期更容易停下來,靜下來。天主聖言是腳前的明燈,天主的仁慈照顧是我們唯一的靠山。

關於「oldyosef」

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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