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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給我看兩份報紙上的廣告。一份是一位香港天主教徒在二月二十九日的《星島日報》上登的〈慎防政治因素干預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任命〉，另一份是昨天三月三號一位黃伯誠先生（不知是誰，也不知是否天主教徒）登在《明報》上的〈希望陳日君對教區新主教人選公道一些〉。其實這兩份廣告為我都可以算是無名氏寫的，我並不需要回應。不過，很可能有教友會問我關於這兩篇廣告所提的問題。在這裡我想幫教友明白「政治」這個詞的複雜意義。
（一）
「政治」本是「社會裡人民大眾的事」，教會、教友也有責任參與，因此教會的社會訓導中對參與政治也有所指示（見梵二大公會議《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第二部份第四章，即憲章的73—76節。又見天主教教理卷三，第二部分，第四條，第五，即全書的2234—2246節。教區文件中多用「關社」兩字。見2001年教區會議文獻第72—93頁，尤其見大會177項建議中得最多贊成票的第84項）。
參與政治時我們也就面對不同的政治趨向和政治勢力，也該按教會訓導決定自己的定位。要記得：不參加政治的也被動地參與了，因為你不出來支持正確的立場、也就是讓不正確的立場聲音更大了。立場正不正確就是要看你認識了教會的訓導，怎樣憑你的良心去判斷事實。
（二）
澄清了「政治」的意義，先讓我們看看香港政治的基本狀態了。
香港的政治光譜可以說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但從大家都可以看到的事實又參考各民意調查及區議會選舉的結果，「我以為」多數市民對政府非常不滿，見政府不祇否認民主選舉的許諾，且正全力推翻基本法保證我們該享受的，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及各種自由，尤其是言論的自由。「我以為」教會的訓導也會支持香港市民提出抗議。當正義與不正義明顯地對立著，教會的領導者並不一定有辦法去把兩方拉攏合一起來，他的責任是站在為正義而受迫害的弱者一邊，向不正義的提出抗議。
我說了「我以為」。我有什麼資格把我「以為的」強加給別人？「我以為」也就是說這是我良知的判斷。我既已不是在位主教，我當然不能、也無意強加給別人我的判斷，但我知道我的判斷對別人的判斷會有相等份量的影響，那是我的責任，也是我的權利。其實我的行動也表達了我的立場。我並不命令任何人做任何事。但一位主教終生是宗徒的繼承人，關於信仰和倫理的道理常要向全教會負責（也有資格和權利參加大公會議）。
（三）
就在這政治混亂，民意撕裂的時刻，我們天主教香港教區正等待教宗給我們一位主教。
教廷關於主教人選有諮詢的程序，偏重神職，但最近也會聆聽一些教友的意見。但諮詢的結果並不決定性，教廷完全有權作出任何決定，所以諮詢的程序是保密進行的。
其實我們中國信徒一向也歡迎含蓄表態，彼此切磋。我一向以為這樣的做法更能避免一個公開選舉所會造成的一些副效果。而且我們的教友很有信德，教宗任命的他們都會接受。
（四）
可惜去年六月中在《天主教平信徒》平台上出了一篇文章〈請不要陷夏主教於不義〉。在這漂亮的題目下，一班蔡惠民神父的「粉絲」很「陰濕」地推出了本不存在的「蔡派、夏派之爭」。
這場鬦爭越來越露骨，越來越沒有風度；用廣告搬上了報紙更令教會在外人面前失光彩，可惜、可悲。
他們一開始就拖我落水。還好我老人家還未糊塗，揭穿了他們的陰謀，害得那平台的主持人也不得不為之道歉。
如果你們去看看我去年六月十九日在blog上對那文章的回應，我絕沒有「高興迎戰」的表示。
我祇解釋：在那幾天發生的政治事件中、我看到夏主教怎樣忠於教會訓導，勇敢地、謙虛地、平和地領導了教友作出了正確的表態。我祇說了：如果教宗給我們的主教像那幾天的夏主教一樣，那多好呀。我沒有說任何批評蔡神父的話。
當然，事情發展到後來有所不同了。有人清楚的說本教區的主教該得到北京的祝福，那我就不能同意了。在考慮教區主教人選時，固然要注意政治處境，但並不應該屈服於不合理的政治勢力，如果因為夏主教按教會訓導作出的表態使北京不滿，我們就要放棄這麼好的主教人選，這才是讓政治干預宗教，宗教有權自由揀出好的牧者，帶領信眾按教會訓導向社會負公民的責任，需要時也準備向政權說「不」。
有人會說：「陳樞機，你說如果教廷任命蔡神父，教區裡會有分裂，但如果任命夏主教，教區裡也可能會有分裂」。鼓吹「夏、蔡之爭」到現在的地步，分裂恐不能避免，但一個是我們得到一個好的主教，一個是得到一個不好的主教。
你問：「陳樞機，你說蔡神父將是一個不好的主教嗎？」我說：是，因為「親中」就是把自己的靈魂、肉身都交給無神的政府，共產黨不接受任何妥協，他們要你做奴才。
你問：「誰肯定蔡神父『親中』？」我說：教廷不是以為北京會喜歡他嗎？否則為什麼不敢揀夏主教任正權主教？（聽說教廷本來先揀了夏）。
我本不計劃講這麼多的。讓我們求主光照教宗及他身邊的人。
徹底反共的前前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樞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