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似浪花

兩個月前(一月三日)我紀念了畢少懷神父。農曆除夕我也紀念了他和我生命中另外三位大恩人。已又是三個星期了。

這幾天不是去法庭就是去監獄,還有什麼好做?其實要做的事一大堆,不過最有意義的還是和那些什麼也做不了的兄弟姊妹站在一起。

雖忙得不亦樂乎,每日基本的精神糧食還是不能缺的(讀經、祈禱)。但「一日一蘋果」卻幾乎失守了。

今天,三月三日,對住《名采》頁的那堆美味的文章祇能隨便揀一篇點下心了,似偷食般的快快看了馮先生的「人似浪花」竟感慨無窮。什麼事呀?大概是因為幾分鐘前得知房志榮神父逝世了的消息吧!應該是那句「要記住的人,始終無法忘掉」。

歌詞說:「人似浪花,片刻失去,昨天的你會否相聚?明天路向不知道望哪方去。」

我有幸認識過房神父,也不祇「像流水般經過」。港、台兩地相隔一海,但我們算有過來往,他曾讚過香港教區的三位一體:胡、陳、湯;他曾慷慨費心修飾我的一些譯文;他不祇博學,更是一位有情有理的啟蒙者,他是我的良師好友。「明天路向?會否相聚?」當然啦,在天父家中。

這幾天,我曾想還是回天父家更好,從那裡大概更能幫到這麼多在這涕泣之谷的兄弟姊妹。但我不是曾答應他們要和惡勢力鬥長命嗎?等着能早日帶龔、鄧兩位前輩的靈柩榮歸祖國嗎?

主啊!您為我選擇吧!

在晉鐸60週年這日子,我要感謝他們

60年,真的已經60年。

有些事,當時間相距越遠,對它們的回憶卻會變得越近、越清晰。每年總數算自己升神父已經幾多年,到今年,已60年。60年確實不簡單,你想想,一年365天,有時一天會主持三、四台彌撒,計下來,60年開了多少台?

翻開自己升神父的相片,當中我看到畢少懷會長,但卻沒有我的父母親。升神父,當然父母會最開心,但我覺得,與畢會長有深厚關係的爸爸媽媽早已能感受到這份喜悅,縱然他們不能親到現場。

我做神父的聖召主要來自父親,我常開玩笑說,其實應該是他有聖召。於別人眼中,好像是他硬要我去當神父,但事實並非如此,爸爸是一個很開放、樂觀的人,絕不會勉強任何人,而且他為人也很和善,所以我的聖召雖然是由他培養,但從來沒有任何壓力。

爸爸自己本想當神父,但傳教士認為他的聖召也許是走婚姻之路,建議他應栽培兒子。他結婚後生了五個女兒才有我這個男孩子,他想我當神父,並用上絕妙的方法,就是帶我去望彌撒;而我也覺得望彌撒很開心,完全不覺沉悶。星期日爸爸會帶我到不同的聖堂參與五台彌撒,每一台也多姿多采,其間我更會與他去吃特別的早餐,這些回憶讓我難忘。

父親栽培了我這個聖召,但更重要的影響,是他的犧牲。他本來是一個很活躍、樂觀的人,喜歡做很多事,有很多朋友,但後來因中風致半身不遂,被逼困在家中,很淒涼。爸爸突然半身癱瘓是緣於中日戰爭——因為打仗,他失業,而失業令到他血壓飆高,繼而中風。

那時候,家中經濟困難,窮得很,幸好舅父讓出地方收留我們。當時爸爸只能每天坐在沙發上,不能出家門半步。身處如此境況,許多人會覺得很失望;但他沒有,還時常讀聖書、祈禱。我讀初中一時整天出去玩,不在家,不讀書,爸爸一直擔心我會變壞。當父親知道我進了備修院後,他很高興,一方面是因為母親送我進備修院後,把看到的情況告訴他,讓他安心;另外由於父親不能到備修院探望,長上特別批准我每個月回家(因為當時備修院很嚴格,不可以隨時回家),令他很欣慰,很放心。

爸爸更曾有機會到我的備修院參觀,那裡是個大本營,包括備修院、初學院和神學院,當天他見到畢會長在大瞻禮上唱彌撒,吃飯時他也被安排坐在會長旁邊;其間又觀看我們「鬥波」。那間大屋曾是他老闆的,父親以前好像是他們公司球隊的經理人,我四歲那年,便曾在那裡拍那球隊的全體照片。依稀記得,那天重回舊地,相信是他人生裡其中一段最開心的時光。當天以後一、兩年,他去世了,但我知道爸爸是帶著安慰離開,因為他親眼看到兒子走上一條正確的道路,加入了一個非常好的團體。

對於我的聖召,母親也起著重要的影響,就是她親自送我到畢會長那裡。她後來更看到會長對我父親的好(當天爸爸到了備修院門口,畢會長就著幾位修士扛起爸爸坐著的椅子送他到小堂、餐廳、操場),又看到我變得生性 —— 尤其是在爸爸過世之後我從備修院寫給媽媽的那封信,讓她很感動、很安慰。

其實在人的角度看,母親的晚年也很淒涼,她患上肺病,不斷嘔血,幸好姐姐、姐夫非常照顧她,否則我也不忍心離開他們去修道。她雖是病人,卻也常懷着樂觀心情幻想自己康復的一天,後來她來到澳門,也未有與我見面,因為我還有一年便畢業,媽媽認為自己可以等到兒子畢業那天,但其實她當時已經「皮包骨」(瘦骨嶙峋)。我的長上曾經問她:「安排與日君見面好嗎?」但為了不妨礙我的學習,她堅持不要:「不要叫他回來,我會等他。」但最後,母親於我畢業前離世。

那時的神貧精神與今天的有很大分別,我在意大利讀書的九年裡,未曾回過香港。但我相信,鮑思高神父已經報答了爸爸媽媽,儘管我升神父的時候他們不能到現場,但爸爸必定在天堂上看到一切,而媽媽也能看到我寄給她升神父的相片。回想起來,母親實在大膽,居然要我寄相片給她,我當時想:若給中共政府看到,也太危險了吧。但媽媽堅持要我寄相片。

   

再談我與畢會長的關係,我同班的同學並沒有我的福份,為什麼?以前很多禮儀也是由會長負責,譬如我們進初學時穿會衣,是由會長替我們穿的,但當年因為有新主教,所以會長將此任務讓給主教。到發聖願之時,本應也由會長主持,但當時畢會長因去意大利開大會,未能參與,後來他更去了菲律賓,我以為再沒有機會讓他參加自己晉鐸的禮儀,很遺憾。

豈料在我升神父之日,畢會長剛巧在意大利度假,很感恩他能到來見證我升神父,陪著我主持第一台彌撒。於這台彌撒,其他人會親吻新鐸的手,他身為會長,也跪下親吻我的手,讓我感動。我真有福,因為自己主持的第一台彌撒,畢會長正在那裡,其他同班同學卻沒有如此福份,故他們看到當天的相片也很羡慕。

我時常想,為什麼我不多記得在天上的人?爸爸媽媽、以前的長上,他們都在那裡,天天在那裡;我們開彌撒的時候,他們也在周圍,所以,其實每一天也是大瞻禮。

晉鐸60周年這日子讓我記得,天主在我一生中給予很多恩寵:爸爸媽媽、畢會長及初學師這些最偉大的人,他們都是大聖人;當然,還有很多很多,但這四個是最基本的,因為他們幫我打好基礎。初學師及畢會長說的道理很結實,充滿人情的味道但同時很堅強,令我有能力在那基礎上學得更多,甚至可能比他們更多;但那牢不可破的基礎才是最重要,因為於快速的時代變化之下,很容易令思想混亂;而當時到外國讀書,其實也有危險,因為很多人就是學習了那些混亂的思想,所以我要多謝這兩位老師,為我打好基礎,當再吸收其他思想學問時自己也會判斷什麼是對,什麼是錯,懂得去選擇。

到今天,這些基礎仍讓我有信心走以後的每一步,儘管自己未成聖人,但我知道,我學的道理是正確的,所以在這60年,我就是靠着這四位聖人的幫助,沒有行錯路。

陳日君樞機   

至少今天我們應該紀念一下畢少懷神父 一月三日是他逝世50周年

我們成功得到教會承認畢神父為天主的忠僕,踏上了宣聖的第一步,但我們還要努力認識他、效法他,請他轉求,因他的轉求天主行奇蹟,那末我們才有機會見他列入聖品。

今天讓我們談談他生命中我們不多關注的一個階段:服兵役的差不多四年時間。

畢少懷一九一四年四月中晉鐸,一九一五年五月中戰爭爆發。畢神父被徵召在一個隨軍醫院服務。幾位高級隨軍主教都鼓勵他任隨軍司鐸,他卻選擇做一個平常的兵士,不想做官,喜歡和其他兵士打成一片。

雖不做官,但也有重要任務。那隨軍醫院有150位兵士,畢少懷有責任編排工作時間表。戰爭爆發後,有力的人都去打仗了,農村裡工作忙碌時不夠人手,他成功派些兵士去幫忙附近的農村。

畢神父有音樂天才,在兵士中組織了一個歌詠團,在醫院裡、在附近聖堂裡都受歡迎。

他把鮑思高神父教育團體中的家庭精神帶入了他軍隊團體中。

他在分配工作和休息時盡量能使大家滿意,按軍規應受懲罰的他都從寬處理。

有一個兵士和隊長發生口角,兵士怒火遮眼竟拔出短刀試圖攻擊隊長,被制服後依軍法被判死刑。

軍長平日見畢少懷收很多信件曾問是誰寄來的,畢神父說「是我的一班青年學生」。軍長很欣賞畢神父和他的學生之間建設了這麼強的友情。畢神父也就乘機向軍長介紹鮑思高的「預防教育法」(理性、信仰、愛心),請他用這方法來挽救那犯法待死的兵士。

那可憐的罪犯在絕望中不肯認錯,反而罵上司,又說軍法無理。

軍長等他怒火稍息,理性地引他想想,他如果固執不認錯而受槍決,他無罪的太太會多麼傷心,要他的兒女一生背荷那恥辱:「爸爸是個叛軍」,是多麼不公道。那兵士被感動了,跪地求軍長寬恕他,可憐他的家人說:「我實在該死,但他們是無罪的,請你給我一次機會,我一定不會讓你後悔」。事實上他後來在Grappa山上激戰中,常甘願被派去前線最危險的崗位。

因為畢神父和其他兵士有很好的關係,上司有時就把一些不太討好的任務給他,比如要他說服兵士們對他們的伙食不要太多批評,其實比其他盟軍的已更豐富了。畢神父絞盡腦汁,又找書本研究不同食物的卡路里,演講的結論是:「兄弟們,我們每餐準時享受,咖啡、烈酒也不缺,零用錢一分也不少。我們抬頭看看Grappa山,在那裡我們的手足為保衛祖國,在冰凍的戰壕裡,風雪中,不能離開一步,也很難收到家裡來的信,甚至為了我們準備犧牲自己的生命。我們不要再抱怨什麼了。」那些頑皮的兵士,每次食物差些或乏味,或不夠熱,就會看着畢神父說:「兄弟們,我們望望Grappa山吧!」

畢神父不任隨軍司鐸,但他當然關心同伴們的靈魂,有一位軍官重病了,軍官的朋友,憲兵團長對畢神父說:千萬不要給病人談臨終聖事(講「死」字)。畢神父卻請了一位老神父給那病人聽告解,送臨終聖體,傅聖油。

病人死後翌日亡者的哥哥從意大利南部趕上來,畢神父迎接他,他第一句說話就是「媽媽最想知道弟弟是否像一位好教友善終?」畢神父回答說「你放心給你媽媽說,你弟弟善終像一位聖人」。那位憲兵團長當然明白了畢神父沒有聽他的話,但還是佩服他。畢神父在喪禮中還講了辭別詞,事後大家都更尊重他。

還有一日,附近剛竣工的幼稚園及老人院有火警,畢神父和兩位同伴趕快去救火,有人還以為他們三人趁村莊的人都解散了,乘機去搶劫。他們三人及時撲息了火。那兩建築物後來為收留傷兵及其他因戰爭而受傷的平民很好用。

1918年畢神父也重病了,他答應天主如果給他痊癒,他願去傳教。正好慈幼會總部需要派傳教士,畢神父痊癒了,馬上答應了。

回到都林他在1919年初還在傷殘軍官醫院裡服務,直至八月才上了一艘法國輪船出發來中國。

關於畢神父的軍人生涯還有一件趣事值得一提。有一天在營中遇到一位慈幼會士,畢神父熱情地上前問候,哪知那位小軍官擺出架子,喝他說:「立正!怎麼無規無矩?向軍官不致敬?」畢神父被潑冷水無奈地照做了。正在那刻聽到身邊有軍靴操步聲來近,他想還是不要動吧,又作出軍人致敬禮,但忽然被人擁抱了:「小嘉祿,您在做什麼呀?」原來是另一位慈幼會神父,後來做了第五任總會長的Ziggiotti(徐載德)神父。

嘉祿畢少懷在軍裝下還是那愛心爆棚的他。

ICLN(2020)第二次視頻會議 -「疫症過後如何重建人類」

 

ICLN(2020)第二次視頻會議 

「疫症過後如何重建人類」

「疫症過後的全球化:中美的角色 ── 分析與行動」

陳日君樞機的發言

(經編輯版本)

這是對仍在發生的悲劇性現實的簡短反思:世界末日般的疫症大散播,造成了生命和經濟資源上無法估量的損失。我們還沒有看到終局,但是我們可以並且必須總結一些明顯的事實,並分析它們的因果關係。只有這樣做,我們才能為社會的重建做好準備,並為我們人類的未來提供新的防禦措施。

事實是:疫症在中國開始,並且迅速傳播到全世界。

分析:它定必與全球化有關。全球化是事實,人民的流動性大大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流行病的迅速蔓延。但是,現代通訊技術的進步本可以及時發出警報,遏制它的蔓延。顯然有地方出了問題。


讓我們記住,全球化可以是好事,也可以是壞事,這取決於我們怎樣管理它。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過去曾將「互相關懷的全球化」與「邊緣化的全球化」區分開來,前者是以關心全人類的真正利益為目的,後者是由個人和團體的自私利益所驅動。

還應記住教宗保祿六世所說的話:

「當每個人都有進步,整個人都在進步之時,才是真正的進步。」

在這些前提下,讓我們來看一下實際的情況,特別是中國的情況。


許多人歡迎全球化的來臨:隨著世界成為一個「地球村」,一種「大家庭式」的合作與互助,將使世界變得更美好,富者和強人可以幫助窮人和弱者。可惜的是,實際的結果令人失望。一些問題可以激發我們的思考:「例如,為何那些,曾多次流血的抗議,在世界貿易組織會議的場地出現?」答案是:窮國的窮人覺得他們沒有從全球化的世界經濟中得到任何幫助。那些把握經濟全球化的人是世界上有財有勢的人(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等),它們的目的本該是幫助窮國,但他們往往最終是幫助了窮國的政府、幫助了這些國家內的有財有勢者而非窮人,因為窮國的窮人沒有機會去積極參與這運作。

全球化的管理者在計劃世界經濟時,很少考慮地方的實際情況和需要。地方政府和其他有財有勢的經營者,可能更願意將錢投進自己的口袋裡,而不是幫助自己國家的窮人。


在這一切變得顯而易見的時刻,中國進入了世界舞台,這個原來貧窮的國家如今富強了,成為亞洲和非洲國​​家的模範和領袖。中國給他們帶來了希望:大家來建設一個更加公平公正和繁榮的社會。

對於這樣的認知,有很多東西要討論。中國真的變得富強了嗎?我們必須區分人民與國家。中國變得富強,是因為中國人民勤力工作,學習迅速。中國是人口最多的社群,為世界提供大量勞動力,能夠數量龐大地生產商品,並為國庫帶來收入。

但是人民呢?在極權主義政權中,人民為國家的財富做出了貢獻,但在國家的繁榮中卻得不到應有的份額。在中國,人民是共產黨的奴隸。奴隸是不允許有奢侈的尊嚴。在主人的統治和惡劣榜樣下,中國人民失去了傳統美德。在一個「鬥爭求存」的社會裡,奴隸像其主人一樣,以謊言和暴力為人生之道。中國成為對世界的威脅。

世界一定有機會意識到這一切,但他們可能從未聽說過「道德投資」和「道德消費」的責任,直到他們意識到自己是滋養這頭危險怪物的幫兇。


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發起人鄧小平曾經說過,要使國家富裕,就必須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但是誰能成為最先富起來的那一批?這種「先富」狀態要維持多久呢?顯然,他們就是當權者,中國共產黨的人,而一旦他們富起來,就會變得更加強大,他們可以永遠保持這種狀態。

現在,中共成了剝削同胞的資本家,由此到成為剝削其他國家的帝國主義者,只有一步之遙。

「一帶一路」項目(現代的「絲綢之路」)。習近平向許多亞洲和非洲國​​家展示自己作為救世主,可以使他們擺脫殖民者留下的貧困。

「我們借錢給你,特別是用來建設作為進步基礎的基礎設施」(共產黨「借錢」,他們從不白送「禮物」)。

「我們為你們提供專業人員,我們派遣工人來完成這項工作」(顯然,其意思是你們必須支付這一切。這意味着借來的錢還是用在中國身上)。

如果他們無法償還這筆錢,則要求他們以給予壟斷和特權來交換,甚至割讓領土和港口(99年)。

新的殖民者比舊的殖民者更可怕!


一場疫症大爆發,一個世界性的災難。它讓每個人覺醒。

現在是時候我們認真思考一下人類走上的是什麼路。我們能為我們的科學進步、更多可能的消費選擇而感到自豪嗎?突然間,我們失去了一切,發現自己無能為力。

現在,我們意識到真理、我們的知情權和言論自由是多麼的重要。

在與死亡的密切接觸中,我們受到鼓勵更具決心地追求人類和生命的福音價值。

我們發現真正的英雄不是我們曾經在屏幕上欣賞的那些,而是那些為病人服務而犧牲自己的英雄,那些保持環境清潔、讓我們健康的英雄。

最後,我們欣賞我們的信仰,它教導我們是天主的孩子,是人類大家庭中的兄弟姐妹。

感謝主,從這次流行病中給予我們的教訓。

Second video conference ICLN (2020) – “Preparing for Post-Pandemic Humanity”

 

Second video conference ICLN (2020)

“Preparing for Post-Pandemic Humanity”

“Post Pandemic Globalization: the Role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 Analysis and Action”

Input by Cardinal Joseph Zen

(heavily edited)

This is a short reflection on the tragic reality which is still in the happening: a pandemic of apocalyptical dimension causing incalculable loss of lives and of economic resources. We don’t see the end of it yet, but we can and must take stock of some obvious facts and analyse their cause-effect relation. Only by doing so we can prepare ourselves for the rebuilding of our society and providing new defences in the future for our humanity.

The fact is: a pandemic started in China and it spread quickly over the whole world.

The analysis: it must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globalization. Globalization is a fact and the enormously increased mobility of the people explains, in part, the fast spreading of the pandemic. But the modern progress in communication could provide timely alarm and contain that spreading. Obviously something went wrong.


Let us remember that the globalization is an ambivalent phenomenon, it may be good, it may be bad, it depends on the way we manage it.

Pope John Paul II used to distinguish a “globalization of solidarity” from a “globalization of marginalization”, one is operated by people who care for the real good of all human beings, the other is driven by selfish interest of individuals and groups.

It is opportune also to remember what has been said by Pope Paul VI:

The real progress is when everybody progress and the whole human being progresses.

With those premises let us come to examine the actual reality especially with reference to China.


Many people welcomed the arrival of globalization: with the world becoming a “village”, a “big family” cooperation and mutual help would make the world better, the rich and strong can help the poor and the weak. But, alas, the actual outcome was much disappointing. Some question may help us to think: “Why, e.g., all those, often bloody, protests at the venues of meetings of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he answer is: the poor of the poor countries did not feel they got any help from this globalized economy of the world. Those running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re the world’s rich and strong, World Bank,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etc., they are meant to help the poor countries, but too often they end up by helping the Governments of the poor countries, the rich and powerful people in those countries, not the poor people, because the poor people of the poor countries have not been invited to take active part in the process.

The managers of the globalization plan the world economy with scarce consideration of the real local situation and needs. Local governments and other operators, rich and powerful, may be more interested in getting the money into their own pockets rather than helping the poor people of their country.


At the moment when all this was becoming evident, China entered into the world scene, once a poor nation now rich and strong, model and leader of Asian and African nations. China brought them the hope in a more just, equitable, prosperous society.

There is much to be discussed about such perception. Has China become really rich and strong? We hav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people and the nation. China became rich and strong, because its people are hard working and fast learning. China being the most populous community became a huge provider of labor in the world, capable of gigantic production and brings money to the nation’s coffers.

But what about the people? In a totalitarian regime the people contribute to the wealth of the nation, but they don’t get a fair share in its prosperity. In China the people are slaves under the Communist Party. To slaves it is not allowed the luxury of dignity. Under the dominion and bad example of their masters,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lost their traditional virtues. In a world of “struggle for survival” they make recourse to lies and violence, just like their masters. China became a threat to the world.

The world must have had opportunity to be aware of all this, but they may have never heard about the duty of the “ethical investment” and “ethical consumption”, until they realize that they were accomplices in nourishing a dangerous monster.


Deng Xiaoping the initiator of China’s State capitalism used to say that for the nation to become rich you must allow somebody to get rich first. But who can be those first to become rich and for how long? Obviously those in power, the CCP people, and once they become rich they are more powerful, and they can stay that way for ever.

Now, for the CCP from being the capitalists exploiting their countrymen to being the imperialists exploiting the other countries there is just one step.

“One Belt, One Road” project (the modern “silk road”). Xi Jinping presents himself to many Asian and African nations as the saviour, the one who can free them from the poverty in which they were left by their colonizers.

“We lend you money, specially to build the infrastructures which are the foundation of progress” (The Communists “lend” money, they never make “gifts”).

“We provide you with expertise and we send the workers to do the job” (Obviously you have to pay for all this. That means the borrowed money goes back to China).

When they are not able to pay back the money, they are requested to pay with monopoly rights and privileges, or even concession of territories and ports (for 99 years).

The new colonizers are worse than the old ones!


A pandemic exploded, a world disaster. It is an awakening for everybody.

It’s time we have a hard look at the journey in history of our humanity. Can we be proud of our scientific progress, of the many possibilities of more consumption? All a sudden we are losing everything and find ourselves powerless.

Now we realize how more important is the truth, our right to information and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close contact with death we are encouraged to pursue the human and gospel values with more determination.

We discover that the real heroes are not those we use to admire on the screen, but those who sacrifice themselves in serving the sick, those who take care to keep clear and healthy our environment.

Finally, we appreciate our faith which teaches us that we are children of God,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the human family.

Thank you Lord, for this lesson from the pandemic.

緬甸籍貎波樞機與法籍神學家尚邦先生

貌波(Charles Bo)樞機,他是亞洲主教團聯會的主席,在有關新冠狀病毒大流行起源的國際辯論中,作出了戲劇性發言(UCAN 天亞社英文新聞網 4月2日),將主要責任逕直放到中國共產黨的頭上。他的勇氣使我感到驚訝,但這篇文章非常準確和公正,我對英文天主教媒體《The Tablet》積極地報導它感到欣慰。

在同一《天亞社英文新聞網》,法籍“神學家”彌額爾.尚邦(Michel Chambon)於4月20日發表了攻擊這位樞機的評論:〈貌波樞機在中國臉上吐口水〉。在這位“神學家”(?)帶有如此感性標題的文章中,我找不到任何神學的東西,而其內容對分辨事實毫無貢獻,甚至是自相矛盾。

他說:「我同意貌波樞機所說,謊言和宣傳已使世界各地數百萬人的生命處於危險之中。」其實這正是貌波樞機的文章的主要思想。

但尚邦說:「這是不準確的」,因為「西方政府也有責任,他們拒絕認真回應(已有的信息)。」 貌波樞機又正說了同樣的話:「大家會對各地政府作出批評。許多政府被指責,當他們看到冠狀病毒在武漢首次出現時,沒有做好準備。」他絶沒有迴避指出各地政府的錯失。

但貌波樞機還說:「(但)有一個政府因其做了不該的事,又沒有做該做的事,對疫情的散佈負有主要的責任(他們封鎖了訊息,並對“吹哨人”滅聲)。」

尚邦指責貌波樞機「以政治立場分裂世界」。那是毫無道理的。把那對人民造成災難的政權、和那政權的受害者、置於分裂的對立面是正確的,並不存在甚麼政治不政治。

接著是尚邦在文章中的一個驚人說法:「侮辱中國政權,也就是同時向支持它的國家(國民?)的臉上吐口水。」 任何對中國有一點認識的人都會失笑,並且覺得浪費了時間去閱讀這位“神學家”和“研究中國教會的人類學家”的文章。

如果法國人都像彌額爾.尚邦一樣,在歷史中從不會有過法國大革命了。

Bo and Chambon

Cardinal Charles Bo made a dramatic interven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debate about the origin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UCA News April 2), laying 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squarely on the door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is courage surprised me, but the article is very accurate and fair. I am happy that “The Tablet” reported it very positively.

On the same UCA News (April 20) a French “theologian” Michel Chambon came out to attack the Myanmar’s Cardinal: “Cardinal Bo spits in China’s face”. I could not find anything theological in the article of this “theologian”, with such an emotional title, and its content is gratuitous and even self-contradictory.

He says: “I agree with Cardinal Bo that lies and propaganda have put millions of lives around the world in danger.” That’s precisely the main substance of Cardinal Bo’s article.

But Chambon says “it is inaccurate”, because “Western Governments are also responsible, they refused to take (the available information) seriously”. Again Cardinal Bo said the same thing: “Criticisms can be made of authorities everywhere, many Governments are accused of failing to prepare when they first saw the corona virus emerge in Wuhan.”

But Cardinal Bo says also “there is one Government that has primary responsibility for what it has done and what it has failed to do (they suppressed the news and silenced the whistleblowers)”.

Chambon accuses Bo of “politically dividing the world”. That is gratuitous. The one who inflicts calamity on people, and his victims are rightly put on two opposed sides of the division, but there is nothing political in this.

And here comes the astonishing statement in Chambon’s article: “Insulting the China regime is also spitting in the face of the nation which supports it”. Anybody with a little knowledge of China would laugh at it and consider the time wasted in reading this “theologian” and “anthropologist studying the Church in China”.

With people like Michel Chambon there would never have been a French revolution.

追悼余理謙神父逾越彌撒 (2020年4月20日)

導言

天父選擇在耶穌復活瞻禮的第二天,把我們敬愛的余理謙神父召回到他身邊,我們今天追悼余神父不應該抱着悲哀的心情,反而要讓復活的光、永生的希望、充滿我們的心,並感謝上主。

懺悔經

上主,你賜給我們生命,生命是一筆資本,我們有時浪費了它,請你警醒我們。

上主,求你垂憐。

基督,你是來到世界的光,你給我們信仰、光照我們生命的道路,求你消除我們心中的黑暗,不再聽從世俗和魔鬼的誘惑。

基督,求你垂憐。

上主,你為每個人設計了一條登上天堂的道路,求你不要讓我們離棄正路,而要效法余理謙神父,盡忠職守,忘記自己而服務兄弟姊妹。

上主,求你垂憐。

講道

(一) 人生是一個旅程,人生是一塲戰爭。旅程就要對住目的,戰爭就要堅持崗位。

這旅程也是苦路,耶穌善牧他以牧杖領導我們,以棍棒保護我們,短的棍棒和長的牧杖交叉成個十字,這十字也就是在這戰爭中,基督給我們的武器。

(二) 各位兄弟姊妹,教會說:在追思彌撒中講道的主題不該是亡者,而是天主的道理。既然今天我們追念的亡者是一位司鐸,我還是讓他給我們講天主的道理。

余神父今天會對我們講什麼?

我想像余神父會微笑地對你們說:「陳樞機剛才講的兩句大道理,我可以用更簡單、更具體的話演譯出來:『效法耶穌做個良善心謙的人良善心謙帶來平安心中平安的人才能給別人帶來平安。』」我以為這兩句福音的話,正是余神父成聖的秘訣。

(三) 現在網上參與這禮儀的兄弟姊妹,多數是正義和平委員會的成員或支持者。

你們會問「余神父不是特別對正義執着嗎?」當然是。因此他常站在弱勢者的一邊,也會為正義行出來與人爭辯。但我們在他身上看到的尤其是一位溫和良善的愛心戰士」。

(四) 在今天特別情況下的這樣安排,不允許我們讓多位兄弟姊妹出來,以余神父的生平為他的訓導作見証。(希望日後有機會)

我沒有機會和余神父一起工作,但我有兩點可以分享。

(1) 余神父維護公義特別是他對弱勢者的倍加眷愛。

有一些曾患麻瘋病的兄弟姊妹組織了一個小團體,每年有週年大會,余神父是他們的恩師,他幾次請我主持彌撒和聚餐。我見到余神父是多麼愛他們,和他們打成一片,是他們的好朋友。

出於這純樸的愛心,他當然也努力為這群朋友爭取社會的關懷。

(2) 我在主教任內雖然已並不年輕,很喜歡在身邊還有幾位長者,真如在家庭中,長者的臨在帶來安全感。那時有艾巧智神父(Fr. Einaudi)、明鑑理神父(Fr. Mencarini)、力理得神父(Fr. Lerda),他們都是教區的大功臣,他們同我並不多說話,但一個點頭,一個微笑給我很大的支持。當他們一個一個離開我們歸返天鄉,我很失落。

余神父祇大我幾歲,但他也像一位慈父,多次以短短的信給我很大的鼓勵。

(五) 有一次他說:「我想不到你一位慈幼會士竟這樣……」我說:「這樣什麼?這樣出位?」他的印象好像慈幼會士素來保守,我不怪他。而且他明顯是在鼓勵我繼續參與社會。

今天我卻能反過來向余神父說一句使他很高興的話:「我也很詫異在一百萬、二百萬為民主自由遊行的香港人中,竟見到了他的一位兄弟,九十多歲的劉勝義神父(Fr. Russell)。

原來慈幼會、耶穌會半斤八兩,我們是好兄弟。

(六) 今天新冠形肺炎並沒有使強權政府降低他們對抗爭者的大力鎮壓,勇武派的、和理非的,他們都不放過,讓我們把一切放在天主手中。

我們要感謝天主給了我們一位榜樣,我們感謝余神父今天給我們的訓導,讓我們常站在「勞苦負重擔」者的身邊;以愛心、以和平宣講正義,爭取公道。

主已復活,他是勝利者!亞孟。

信友禱文

天父,你的聖子降生成人,在十字架上奉獻了自己,藉此為我們重獲了做你兒女的福份,求你藉聖神護守我們忠於信仰,終生行天堂的道路。

~ ~ ~ ~ ~ ~ ~ ~ ~ ~ ~ ~ ~ ~

主,你選了宗徒領導你至聖、至公、至一,並常面對世俗挑戰的教會,求你給教宗、主教、神職人員智慧及勇氣來牧放你的羊群。

~ ~ ~ ~ ~ ~ ~ ~ ~ ~ ~ ~ ~ ~

傳教士離鄉背井把福音帶到世界每個角落,使我們也有福成了教會大家庭的成員,主,我們今天特別感謝你賜給了我們余理謙神父,他一生謙虛地獻身服務我們,他的兄弟姊妹,尤其關懷貧困弱小者,求你賞給他天國的產業,也帶我們來日在天鄉和他重聚。

~ ~ ~ ~ ~ ~ ~ ~ ~ ~ ~ ~ ~ ~

主,新型肺炎在世界各地難受控制,求你幫助政府和人民合作,尤其藉着盡心盡力照顧病人的醫護人員,支持、安慰所有受苦的人及他們的親戚朋友。

~ ~ ~ ~ ~ ~ ~ ~ ~ ~ ~ ~ ~ ~

主,余神父一生和我們香港人一起,為正義與和平服務,求你幫助我們在社會裡維護福音的價值,並賜香港和國內教會能安享宗教自由。

一些默想、一些聯想

在這復活八日慶典即將結束的時候,我的默想還停留在聖週。聖枝主日也稱苦難主日,那天教宗的講道並沒有多講聖枝。那天也是全教會的青年日,對比他也祇提了兩句。他講道的主題明顯是苦難,耶穌、痛苦的僕人

關於耶穌的苦難,教宗又集中強調了兩點:被「負賣」、被「離棄」。教宗特別細膩地描寫了被負賣、被離棄是多麼難能忍受的痛苦。他也列出了一些被負賣、被離棄的例子。

耶穌痛苦的僕人讓自己被一位宗徒負賣,被另一位否認,被其他宗徒(除若望)離棄,甚至為我們而體驗了被天父離棄的恐懼,為了服務我們,拯救我們。

我很自然地聯想起一支意文的聖誕歌,其中有一句常使我很感動:“Ahi, quanto ti costò l’avermi amato!”(中文是:噢,為了愛我,你付出了多大的代價!但意文唱起來特別動人)。我再三回味了教宗那天的講道。


接着,聖週一、二、三彌撒的福音又是講耶穌被負賣、被離棄。

聖週二(四月七日)教宗在彌撒開始時說「耶穌被法律學士窮追猛打,無罪的他被判了罪,他們對他窮追猛打(教宗說了三次accanimento: si sono accaniti contro di lui, è stato giudicato sotto accanimento, con accanimento)。

就在幾小時前佩爾樞機George Pell)在澳洲寃枉地坐了400多天監,終於被宣布無罪。教宗沒有提佩爾樞機的名,但我們有理由以為教宗說話時想到了他。教宗很信任佩爾樞機,把清理教廷財務的大任交了給他,佩爾樞機勇敢地回到澳洲面對法庭,經過很長、很彎曲的「旅程」終於他被宣告無罪,教宗一定很「高興」。

看看當天教廷新聞處的報告卻看不到有什麼「高興」(可能一份這樣的報告不能用任何情緒化的詞語?)。報告說「教廷con favore接受到這消息」。con favore當然可以譯成「樂於」或「滿意」,但也可以有較低程度的意義:「認同」或「贊成」(它的反面也就是「反對」)。

比較奇怪的是:報告一開始就這樣說:「教廷一向信任澳洲政府的司法公道」?!如果我上面的聯想對的話,那末教廷並不再代表教宗方濟各。教宗和全世界很多人還在等待有人來澄清一下,怎麼佩爾樞機的案件能被處理得這麼糟糕(警察、傳媒、控方)!


有人訪問了佩爾樞機(Andrew Bolt, Sky News)

問:「你在梵蒂岡財務委員會的工作和在這裡發生的一切有關係嗎?那時你似乎在處理一些教廷的財務問題,現在……」

答:「我們是正在處理一些問題……調查有否例如貪污之類的事。我雖離開了羅馬,我最近知道教廷至今還正在繼續調查,也已有些進展。

我們要分清楚不同的情形:

—    以為可能有問題(possibility

—    以為問題相當可能真有probability

—    真有事實facts

問:你和教宗的關係怎麼樣?你們的神學取態似乎不合……

答:大家知道我神學取態保守,教宗先進,但教宗信任我,大概是因為他欣賞我敢向他講別人或不敢講的。教廷和教會內有許多神學取態和我不同的也一直相信我對所告是無罪的。

問:教廷內被嫌疑貪污的人到什麼官位?教宗當然不是了。他腳下的人?

答:教宗腳下、國務卿也不是,再往下來則至今還祇是一些「假設」。


其實我這幾年來也多次講到「被負賣、被離棄」。我講的是國內的兄弟姊妹。在地上、地下許多教友多年來頂住無盡的磨難,勇敢忠於至一的教會,抗拒獨立自辦,不甘為屈服於政權而放棄信仰。但他們發覺漸漸已得不到教廷的支持,甚至被當作是固執份子,阻礙合一。最近,去年六月尾的一份「教廷指示」甚至鼓勵大家參加那教宗本篤說其原則違反天主教本質的「愛國會」。那些兄弟姊妹的感受正是被負賣、被離棄。今年他們不知怎麼過了聖週。他們的後一代恐怕連有復活節那件事也不會知道了。


在結束這些「默想」和「聯想」時,讓我們首先在我們心內找出那些教宗稱為「小小的負賣者」,我們的不忠,然後哀求充滿仁慈的「痛苦的僕人」耶穌,既然他為我們付出了這麼多,請他不要讓他的苦難被浪費(tantus labor non sit cassus)!

政治干預?

有人給我看兩份報紙上的廣告。一份是一位香港天主教徒在二月二十九日的《星島日報》上登的〈慎防政治因素干預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任命〉,另一份是昨天三月三號一位黃伯誠先生(不知是誰,也不知是否天主教徒)登在《明報》上的〈希望陳日君對教區新主教人選公道一些〉。其實這兩份廣告為我都可以算是無名氏寫的,我並不需要回應。不過,很可能有教友會問我關於這兩篇廣告所提的問題。在這裡我想幫教友明白「政治」這個詞的複雜意義。

(一)

「政治」本是「社會裡人民大眾的事」,教會、教友也有責任參與,因此教會的社會訓導中對參與政治也有所指示(見梵二大公會議《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第二部份第四章,即憲章的73—76節。又見天主教教理卷三,第二部分,第四條,第五,即全書的2234—2246節。教區文件中多用「關社」兩字。見2001年教區會議文獻第72—93頁,尤其見大會177項建議中得最多贊成票的第84項)。

參與政治時我們也就面對不同的政治趨向和政治勢力,也該按教會訓導決定自己的定位。要記得:不參加政治的也被動地參與了,因為你不出來支持正確的立場、也就是讓不正確的立場聲音更大了。立場正不正確就是要看你認識了教會的訓導,怎樣憑你的良心去判斷事實。

(二)

澄清了「政治」的意義,先讓我們看看香港政治的基本狀態了。

香港的政治光譜可以說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但從大家都可以看到的事實又參考各民意調查及區議會選舉的結果,我以為多數市民對政府非常不滿,見政府不祇否認民主選舉的許諾,且正全力推翻基本法保證我們該享受的,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及各種自由,尤其是言論的自由。我以為教會的訓導也會支持香港市民提出抗議。當正義與不正義明顯地對立著,教會的領導者並不一定有辦法去把兩方拉攏合一起來,他的責任是站在為正義而受迫害的弱者一邊,向不正義的提出抗議。

我說了我以為。我有什麼資格把我「以為的」強加給別人?「我以為」也就是說這是我良知的判斷。我既已不是在位主教,我當然不能、也無意強加給別人我的判斷,但我知道我的判斷對別人的判斷會有相等份量的影響,那是我的責任,也是我的權利。其實我的行動也表達了我的立場。我並不命令任何人做任何事。但一位主教終生是宗徒的繼承人,關於信仰和倫理的道理常要向全教會負責(也有資格和權利參加大公會議)。

(三)

就在這政治混亂,民意撕裂的時刻,我們天主教香港教區正等待教宗給我們一位主教。

教廷關於主教人選有諮詢的程序,偏重神職,但最近也會聆聽一些教友的意見。但諮詢的結果並不決定性,教廷完全有權作出任何決定,所以諮詢的程序是保密進行的。

其實我們中國信徒一向也歡迎含蓄表態,彼此切磋。我一向以為這樣的做法更能避免一個公開選舉所會造成的一些副效果。而且我們的教友很有信德,教宗任命的他們都會接受。

(四)

可惜去年六月中在天主教平信徒平台上出了一篇文章請不要陷夏主教於不義〉。在這漂亮的題目下,一班蔡惠民神父的粉絲很「陰濕」地推出了本不存在的「蔡派、夏派之爭」。

這場鬦爭越來越露骨,越來越沒有風度;用廣告搬上了報紙更令教會在外人面前失光彩,可惜、可悲。

他們一開始就拖我落水。還好我老人家還未糊塗,揭穿了他們的陰謀,害得那平台的主持人也不得不為之道歉。

如果你們去看看我去年六月十九日在blog上對那文章的回應,我絕沒有「高興迎戰」的表示。

我祇解釋:在那幾天發生的政治事件中、我看到夏主教怎樣忠於教會訓導,勇敢地、謙虛地、平和地領導了教友作出了正確的表態。我祇說了:如果教宗給我們的主教像那幾天的夏主教一樣,那多好呀。我沒有說任何批評蔡神父的話。

當然,事情發展到後來有所不同了。有人清楚的說本教區的主教該得到北京的祝福,那我就不能同意了。在考慮教區主教人選時,固然要注意政治處境,但並不應該屈服於不合理的政治勢力,如果因為夏主教按教會訓導作出的表態使北京不滿我們就要放棄這麼好的主教人這才是讓政治干預宗教,宗教有權自由揀出好的牧者,帶領信眾按教會訓導向社會負公民的責任,需要時也準備向政權說「不」。

有人會說:「陳樞機,你說如果教廷任命蔡神父,教區裡會有分裂,但如果任命夏主教,教區裡也可能會有分裂」。鼓吹「夏、蔡之爭」到現在的地步,分裂恐不能避免,但一個是我們得到一個好的主教,一個是得到一個不好的主教。

你問:「陳樞機,你說蔡神父將是一個不好的主教嗎?」我說:是,因為「親中」就是把自己的靈魂、肉身都交給無神的政府,共產黨不接受任何妥協,他們要你做奴才。

你問:「誰肯定蔡神父『親中』?」我說:教廷不是以為北京會喜歡他嗎?否則為什麼不敢揀夏主教任正權主教?(聽說教廷本來先揀了夏)。

我本不計劃講這麼多的。讓我們求主光照教宗及他身邊的人。

徹底反共的前前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樞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