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教會議如何繼續,如何收場?

     這個討論“Synodality”的主教會議的前一半已完成。但令我們非常驚奇的是,大會的「評導員」Cardinal Jean-Claude Hollerich 說大會仍未能為“Synodality”賦予一個定義。他說:「我們仍在學習的階段,“Synodality”並不是一個概念,而是一個經驗、一個程序,這程序在會議中好像進行得不錯。」

     如果沒有一個清晰的概念,他是依照什麼標準說Synodal process進展得不錯?教會正在漸漸變成Synodal?

     這個會議的主題是“Synodality”,照其希臘文字源(字的根源),意思「共議同行」,而它又有一個副主題,「參與、團結去執行福傳的使命」(Participation, Communion for Mission)。

     為很多語言(中文也不例外)根本不可能直接翻譯“Synodality”這個字,所以現在唯有用這個字源的意義,來代替它:「共議同行」。我們也假設副主題忠實地講出了主題。這樣香港教區便很勤力地討論了「如何能夠透過共融去參與教會的福傳使命」。

     有人恐怕還會猶疑:一方面大會的領導人說「這個“Synodality”是教會的必要因素」。這看來理所當然,我們的教會是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參與」是教會生命中一個恆有的因素。但另一方面又說「“Synodality”是天主特別對今天教會的期待」,這是否意味它是一件新的事物?這兩個說法有否矛盾?

     當然我們沒有理由假設有矛盾。也許這個“Synodality”並不是全新的,只是要求我們更新,給予一個新的動力,使能更深化這種參與的精神,加強福傳的使命。

     這樣瞭解了主題,香港教區便積極地對於今次主教會議的題目進行討論。我們的教區並不屬於任何主教團,不屬於國內的,也不屬於台灣的。在教區內舉行這大會的第一階段(地方教會)時,不分教區和主教團的兩個層次。


     我們的教區舉行了十三次公開討論會,有1200人參加;又舉行了170次小組神修對話,有930多人參加;還有發出的書面問卷,有1278個回覆,來自150個團體,加起來也有2000多人。所有收集到的意見,以一個科學方法將它綜合起來,最明顯的結論就是,我們需要培育,這包括神父、教友,尤其是青年人的培育。什麼方面的培育?關於勇敢發言和細心聆聽,關於共負責任及服從權威,關於和其他宗教及社會各方面的對話。


     在這裡我想補充一下:香港教區是最多華人教友的教區之一,人口密集也有助溝通及參與。其實,我們教區的信友一直都很積極活出「共議同行」的精神。於二千年開始之初,即我們剛回歸中國的時候,我前任主教胡振中樞機領導我們,舉行了一個教區會議(1999-2001)。

全體成員約200多人:

25位當然成員,即教區的領導;

45位由負責牧靈的神父選出;

20位男修會及傳教會;

30位修女;

78位平信徒,其中

     58位堂區選出;

     10位教區委員會代表;

     10位公教信徒善會代表;

10位主教任命

開會程序:大會分成七組,每組負責研究一個題目

1. 教友培育與職務

2. 青少年牧民

3. 關社(僕人及先知色)

4. 傳揚福音(向教外人)

5. 婚姻與家庭牧民

6. 教育與文化

7. 教區司鐸的聖召栽培及持續培育

討論步驟:

     第一步:首先我們會觀察,針對每一個題目在教區裡現狀如何。第二步:就是評估,依照教會的道理和原則,評估這現狀是否符合我們教會牧民及福傳的方向;最後一步就是決定,需要做什麼。這可以說是沿用「天主教國際工青會」會祖創始而很多公教團體沿用的程序。see, judge, act的三步曲。

     這會議表決了一些很有智慧的建議,使我接任教區主教時,祇需遵從那些決議,不必設計一套自己的牧民計劃(希望大家還能找到《天主教香港教區會議文獻》來閱讀)。


     前面我們說:教區對今次會議的題目作了積極的討論。但因為“Synodality”這個字不易翻譯,我們祇是從字源的籠統意義,對「共議同行」作出了研究。這卻遠離了“Synodality”在教會內的實質意義,Synod(與Council通用)在教會內是一件歷史事實,Synodal, Synodality都來自Synod。

     「共議同行」?當然應該,但在教會內,誰同誰「共議同行」?同行的目的地是哪裡?有否領導人保證大家不會迷路?

     正為解答這些問題,教廷信理部委任其屬下一個國際神學小組撰寫了一份文件,名為《教會在生活中及執行福傳時的“Synodality”》。該小組從2014年到2017年寫成了這文件,由信理部部長確認,並得教宗方濟各批准而在2018年5月2日公佈。

     這文件當然被列在對主教會議有關的資料中,但主教會議秘書處卻並不多用(奇怪!)。


     對照信理部的那文件和主教會議秘書處的文件,我們可以發覺有兩種絕不相同的教會觀。【前者】從新約證明教會是耶穌在宗徒們身上建立的,由宗徒的繼承人及領受聖秩的神職人員領導,大家邁向天上的耶路撒冷前進。【後者】說教會的主要特質是“Synodality”(又說不清楚那是什麼),說它是領了洗者的民主集團(領了洗者?他們還去教堂嗎?他們從聖經學習道理,由聖事取得力量嗎?)。

     【後者】若被認同,那末教會裡什麼都可以改變了:信仰道理可以變,倫理道德的紀律也可以變。

     有人會說:這不是指控大會秘書處有陰謀(conspiracy)嗎?有agenda(預定而不說明白的目的)嗎?

     他們當然否認有agenda,但我們不能太天真,看看最近幾個主教會議:兩次討論家庭的主教會議後,在《愛的喜樂》勸諭中有一個註解,讓神父們可以按環境決定,准許離婚而再婚者也可以領受聖體。在Amazon會議中有一條決議支持“viri probati”,那些德高望重的教友,雖結了婚、有家庭,也可准他們做神父。雖會議後的宗座勸諭並沒有認同這決議,但留下這議題,鼓勵繼續討論。這些不是agenda嗎?

     看看這次主教會議召開前,在德國已進行一個所謂“Synodal Path”,一群不知有什麼代表性的教友,和已佔多數而未夠三分二的主教們,高談神職「性侵犯」,說其根源是「神職主義」(神職霸權),表示教會的制度大有問題,需要徹底的改革(把那金字塔倒轉來),教會的性倫理也該追上現代的文化。教廷至今還沒有堅決喝止他們。其實梵二後不久,在荷蘭教會內也有了類似的運動(竟出版了一本「全新的」《天主教教理》),那運動使今天的荷蘭教會幾乎瀕臨死亡的邊緣。這一切不使我們擔憂嗎?

     這裡我以為談談聖公會內發生的事也不離題。最近,一個代表全球聖公會85%的Global Anglican Future (GAF) Conference寫信警告Westminster的大主教,說:除非他悔改(不再堅持承認同性婚姻),否則他們再不會接受他的首席權。

     恐怕有些人在主教會議秘書處第一份厚厚的文件中,沒有特別注意到,他們竟說『推行“Synodality”精神的最大阻礙將是「神職主義」』!?他們也強調「神職主義」是性侵犯的基本根源。那真荒謬之極。「性侵犯」、這大災禍、的根源當然是現代的「性文化」、性氾濫,它也滲入了教會,甚至滲入了栽培神職的修院。

     在那文件中還有長長的「清單」,列出世界上、教會裡,一切可能所有的問題,似乎是說:祇有“Synodality”才能幫助教會面對這些問題。但我「本能地」以為他們關心的是那「清單」的尾項:那些因特殊性傾向而被教會排擠的(LGBTQ這名詞竟堂堂登上了教會文件!)。

     終結這大會的第一、地方性、的階段,究竟在推動者的眼裡算不算成功?我以為並不成功。他們希望的應該是收集很多動人的經驗,讓大家看到被教會排擠的人是多麼可憐,在這事實的基礎上建設革新的“Synodal”教會。但首先,很多教友根本不明白他們的這計劃,其次,參與諮詢者的數量也不理想(按可靠的統計,參與者祇有教友的1%左右)。這也難怪誰,諮詢時間不夠長,covid 19也使集會很有困難。他們勉強扮樂觀,說大家對他們的指示都作了踴躍的回應。


     進入第二階段(此階段是以大洲作單位)。他們將之分成七個聚會,中央秘書處主任及Cardinal Relator親自去領導,他們又帶了幾位所謂Facilitator(協調員)參加了七個聚會中的六個。

     代表我們亞洲的當然是The Federation of Asian Bishops’ Conferences (FABC),香港、澳門雖不屬任何主教團,但也是FABC成員。

     參加這會議第二階段的是在第一階段曾參與推進會議者,現在是由中央來到的人領導。開會的內容仍是分享經驗,尤其是因性生活或婚姻狀態不正規,而被團體排擠的,他們是「不在場」者。會議先是分小組,在圍住圓桌的櫈有一張是空的,提醒大家要記得那些不在場者,與會者轉述他們悲慘的經驗,描寫他們怎麼不被團體接納。教會不是應該歡迎所有的人,「所有的」,「所有的」,一個也不能缺?這些分享當然會引起同情。

     他們用了一個很特別的方法,稱之為“Conversations in the Spirit”(在聖神中對話),不斷叫人祈禱,祈禱之後分享,分享之後再祈禱,再分享,這方法強調要聆聽別人,再將自己分享的內容改善。他們說:爭論不好,因為爭論造成分裂。

     這不是等於說不要討論?但開會其實是需要解決問題,正因為有問題才需要討論,討論當然該以聖經和聖傳為基礎。而討論之後才有結論,那個會議才算成功。至於祈禱當然重要,開會前該已累積了許多祈禱,開會時期每天的祈禱也該更熱切,但不該用掉太多開會的時間來祈禱。這第二階段仍是強調分享,僅有非常少的討論,所以只能說,這第二階段也純粹屬於準備性質,並未進入開會討論的模式。

     一位加拿大耶穌會士,額我略大學的教授Fr. Tony Lusvardi說:這“Conversation in the Spirit”並不來自聖依納爵,是來自加拿大耶穌會士。這方法並不是用來作「辨別」,祇是用來使大家平靜心情,避免一開始討論就爭論得面紅耳赤。而且也不是什麼問題都需要辨別,都可以辨別的,假如一件行為已肯定是罪惡,怎麼能辨別是否可以做它?再者,在耶穌會內祇有長上有責任、有權作出決定,會士必須聽命“perinde ac cadaver”(如屍身一般)。

     強迫用這方法不正是為了避免討論?全是心理學、社會學,沒有信仰道理,沒有神學分析!

     在分享中提到的一些問題顯然有爭論性,在全體會議中看來也有人特別關注,這樣至少也已有了一個討論的開始。

     FABC是一個非常有效的組織。於2022年,為慶祝FABC成立50周年,他們舉辦了一個很大規模的“Conference”,綜合這幾十年來亞洲教會的經驗,發展的程度,尤其是目下需要面對的問題。

     中央有人來領導會議,但FABC會後的報告,其實資料取自那2022年Conference的,比那數天開會的資料更多。為那些從羅馬有目的來領導開會的人,那報告可能沒有太大幫助。但這些領導人這次也扮樂觀,向外表示大家也很接受了他們的領導。

     從大洲階段會議後的大會報告,也就是所謂「主教會議上集」的“instrumentum laboris”,我們至少終於看清楚大會關心的問題是:改革教會的制度及性倫理的問題。


     在進入第三階段,即全球性真正主教會議(上集)時,我認為如果再用第二階段的方法(即程序)的話,沒有充分討論,不能解決問題,最後可能一無所成,或倉猝收場、敷衍了事。所以會議開始之前我寫了一封信給某些與會的樞機及主教,希望他們不要被動地接受那方法。可惜,會議仍用了那方法;我明白,那幾位樞機和主教都很有禮貌,沒有向大會作出反對。而且參考上次主教會議的經驗,抗議也沒有用,因為秘書處所定的程序也是教宗同意的,不能改。

     我以為大會應該回到以前已長期遵照的程序,不是因為我愛守舊,是因為那程序能幫助解決問題。先在全體會議中大家聽大家,使大家能看出哪些需要討論的問題,以聖經和聖傳為基礎開始認真討論。最後在語言小組裡結束討論並草寫簡明的決議,經投票通過後,不公開,呈交教宗,作為他的主教兄弟們貢獻給他的意見。

     除了那程序大大限制了討論的空間,也有另一個對言論自由的限制。這次開會之初教廷傳播處再三叮囑要嚴守秘密,就算自己發表的意見也不該傳出去,說是為避免給傳媒機會說三道四。但這樣封鎖新聞不正是違反“Synodality”的精神嗎?其實每天還是有記者招待會,但有機會受訪問的祇是那些由facilitator挑選來的「乖孩子」。

     不過看來他們不能完全取消大會的全體會議,在那有限的幾分鐘發言中,與會者雖未能盡情討論,至少也有了機會對整個程序及大會的agenda提出了質疑(大會的「總結」中,連LGBTQ這代名詞也不見了)。


     大會的成員和以前幾十年的傳統也大有不同。教宗保祿六世創立的主教會議,成員主要是由每個國家或每區主教團選出的代表。也有幾位神職男修會總會長們選出的代表,他們(類似主教們)有不少受聖秩祝聖的司鐸在他們的管轄下。

     這次教宗卻選了很多其他主教(有人說是為「平衡兩個陣線」,那是很政治化的觀點)。以前也有少數神父、修士、修女和教友被邀請參加,但都是以旁聽和專家的身份,不參與投票。

     嚴重的改變是:今次有很多男女教友,以有投票權的身份參與大會,徹底地改變了這主教會議的性質。

     主教會議(The Synod of Bishops)是教宗保祿六世在梵二大公會議結束時建立的,目的是使教宗能定時、對關於某些個別問題、諮詢他的兄弟主教們。是Collegiality運作的工具。有「非主教」一起投票,這會議已不是主教會議了(真如一枝美酒加了一些水份,已不能當那美酒出售了)。

     教宗當然可以召開這樣的或任何其他諮詢性的會議,但不再是主教會議。如果2024年開的會議也如2023年的一樣,那末教宗方濟各是否取消了教宗保祿六世所創的主教會議?如果是,那末就不要稱這個是主教會議,免引起誤會。

     看到在教廷手冊(Annuario Pontificio)以前的Secretariate of Synod of Bishops已變成了Secretariate of Synod,那是什麼Synod?大公會議也是Synod,教區會議也是Synod,都有聖教法律清楚規定。現在這個「混合性的」諮詢會議是什麼Synod?

     正式的主教會議正式被取代了?教宗必然該向大家交代。難道他不再需要他的主教兄弟們的意見?梵二大公會議不是正強調了教宗和主教們的Collegiality(教宗和主教們是繼承宗徒團體的主教團體)。

     有人說我們羅馬教會忘了“Synodality”,東方教會卻把它保存了,那是一個大誤會。一位天主教Byzantine禮儀的主教Manuel Nin O.S.B.說:「為東方教會Synod一向是主教的事,Synod這字並不是關於天主子民的同行,是關於主教們和主耶穌同行(我們要記得的是:東方教會的大主教並不等於我們的教宗,他們作任何重要的決定時,一定需要主教們同意)」。


     其實現在把情況「正規化」並不難。所謂「主教會議的上集」並沒有作任何決議,所以還是屬於準備階段,那末祇有「下集」才是正式的主教會議。

     讓主教們正式討論已放上議程上的那些問題,由他們(不必由facilitator領導)作出決議,呈交教宗。參加了「上集」的「非主教」成員或可一樣回來參與,也可要求發言,當然代教宗主持會議的都該是主教;「非主教」成員不能和主教一起投票。


     更重要的是全體天主子民要積極參與準備今年十月開幕的主教會議。一方面補足準備方面的不足;主教們對那些需要討論的問題的現況,要和神父、男女修會和教友們,進一步瞭解,把「羊群」的氣味帶去羅馬(教宗不可能嗅到全球羊群的氣味)。

     主教應該帶領天主子民瞭解主教們在會議中會怎樣,按什麼標準評估這些現況,為作出信仰的結論,來幫助教宗領導天主子民和基督一齊同行,邁向天上的耶路撒冷。

     這是艱巨重要的工作,需要主教動員神父、男女修會和全體子民。除了加深對聖經的認識,對教會的聖傳也不能或缺,其中最重要的是梵二大公會議的《教會憲章》。

     信理部那份文件也很寶貴(似乎還沒有官方中文譯本,本人正在負責一個「非官式,非賣品」的譯本,歡迎大家向本人索取,請附上回郵地址,寄香港堅道2-8號 明愛大廈C座一樓  教區檔案處  馮小姐收)。

     信理部2014年發表過另一文件「教會內的Sensus fidelium」(教友的「信德本能」),並不是領了洗就保證擁有,需要參與教會的生活,勤閱聖經、勤領聖事、積極參與教會團體的生活才會有這寶貴的恩寵。


     聖誕前信理部出了一個「聲明」,《Fiducia Supplicans》(出於對天主信賴的請求),關於在某些情形下,神職人員可以祝福同性伴侶。

     「神職人員能否祝福同性伴侶」這問題,因有些地區竟已擅自作出決定,在教會內形成混亂。這次主教會議開幕前,已有五位樞機向教宗呈上「疑問」(Dubia),希望他給一個答案,可以避免在會議中浪費時間來討論一個不需討論的題目。教宗在翌日就給了一個很長的答覆(那不可能是教宗自己寫的。照Cardinal Fernández慣用的說法,「你聞不到教宗的氣味」),更可能是這位樞機和主教會議領導人已預備好,為在會議中反駁「異見者」的「子彈」。

     這「聲明」一方面說:同性婚姻絕不可能;但又說在某些情形下,聖職人員可以祝福同性的伴侶。那五位樞機,按教會傳統,希望教宗能給一個「是」或「否」的答案,但教宗再沒有回覆。

     這次的「聲明」來得既突然,又無理。突然,因為這問題在主教會議中已進入了討論,當然大家以為在十月再開會時會詳細討論。在這「兩集」會議之間,信理部搶先出這文件,為自己的立場作了煩長的、詭辯的解釋,明明想不再讓會議去討論,那是非常強橫且不尊重會議的主教們。

     他們說他們的做法是為避免混亂,但其效果正是一個大混亂,甚至引起一個大分裂的危機:許多主教及主教團都反對,不准神父們給這類祝福,幾乎全體非洲主教及其他許多主教及主教團都反對這「聲明」。

     一月四日信理部又出來解釋,說瞭解有人還需要一些時間來明白十二月的「聲明」,也等於說暫時可以不執行十二月的「聲明」,但很多神父和學者要求教廷收回那製造混亂的「聲明」。

     我說得很多了,祝大家新年(農曆新年)快樂,不要忘了努力準備十月又將展開的主教會議,真正的主教會議,但由我們全天主子民支持的和主教們一起準備的主教會議。

陳日君樞機

2月15日  聖灰禮儀翌日

附:

(1) 今天彌撒第一篇讀經來自申命紀(30:15-20):「我今天將生命與幸福,死亡與災禍擺在你面前……我今天指着天地向你們作證:我已將生命與死亡,祝福與詛咒,都在你面前。」

(2) 常年期第四主日彌撒的第一篇讀經來自申命紀,最後兩句(18:19-20):「若有人不聽信他(先知)因我的名所說的話,我要親自同他算賬。但是,若一位先知敢擅自因我的名說我沒有吩咐他說的話,或因其他神的名說話,這位先知應該處死。」

這兩段話應警醒我們大家。

(3) 我看到在主教會議上曾頌唱那美麗的祈求聖母歌“Sub Tuum Praesidium”。如果有兄弟姊妹學了頌唱這支歌,聖母一定會祝福你們為主教會議所做的一切努力。

How will the Synod continue and end?

     Looking at how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Synod on synodality ended, we cannot help but be amazed, because they tell us that it is not yet clear what synodality is. The Cardinal Relator of the Synod tells us that “we are still learning, synodality is not a concept, it is a process and it seems to be progressing well”.

     But if there is no clear concept of synodality, with what criterion is it stated that the process was synodal and that the Church is becoming synodal?

     Starting from the etymology of the Greek word – “walking together” – synodality was given as the theme of this XVI Ordinary Assembly of the Synod of Bishops; a sub-theme was also given: “Participation and communion for the mission”.

     Since it is not possible in many languages (including the Chinese language) to directly translate the word “synodality”, it is assumed that the sub-theme is a faithful explication of the theme. So, without directly studying the synodality, we began to study “how to dialogue together to walk together on the path of evangelization”.

     There is a doubt to be resolved. They tell us that synodality is a fundamental constitutive element of the life of the Church, but at the same time they emphasize that synodality is what the Lord expects of us today. Participation and communion are obviously perman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One Holy Catholic and Apostolic Church. But doesn’t saying that synodality is “the thing that the Lord expects of us today” mean that it is something new? In order not to see a contradiction in it, we must understand this invitation to synodality not as having to do something completely new, but as giving a new impulse to something that has always existed in the Church.


     With this understanding, our Diocese has actively undertaken this first phase of the Synod, the local one (not belonging to any episcopal conference due to the political situation, we only have the diocesan level of this phase and not that of the Episcopal Conference).

     The Diocese conducted 13 consultation assemblies with approximately 1,200 participants; small group “spiritual conversations” were conducted 170 times, with 930 participants; there was then an online questionnaire and in six months 1,278 responses were collected from 150 communities, the participants must have exceeded 2,000. Through scientific methods, a synthesis done of all this work shows that the most important thing for the Diocese is to promote the training of priests, faithful and especially young people. The themes of this training include: parrhesia in expressing oneself and attention in listening; responsible participation in discernment and decisions by the established authorities; dialogue in the Church, with society and between religions.


     Here I allow myself to open a parenthesis.

     The Diocese of Hong Kong is one of those in the world with a very large number of Chinese faithful. The population density in the city favours communication. At the turn of the two millennia and shortly after the return of the city under the sovereignty of the Nation, my predecessor Cardinal John Baptist Wu promoted a diocesan Synod.

The members were around 200:

25 ex-officio;

45 chosen from among the priests in care of souls;

20 religious and missionaries;

30 nuns;

78 representatives of the faithful, of which

     58 from the parishes,

     10 from Diocesan commissions,

     10 from the Associations of the faithful;

10 appointed by the Bishop.

The members were divided into 7 groups responsible for organizing the study of 7 themes:

(1) formation and ministries of the faithful

(2) youth pastoral

(3) social awareness

(4) missions ad gentes

(5) marriage and family

(6) education and culture

(7) training of vocations and ongoing training of diocesan priests.

     The method of the synodal process was the one started by the JOC Movement (Jeunesse Ouvrière Chrétienne) and then adopted by many Catholic organizations: see, judge, act.

     This diocesan Synod reached very wise resolutions, so that I, who succeeded Cardinal Wu as Bishop of Hong Kong, only had to follow them, without needing to have my own plans in my episcopal service (I hope the volume of the Synod Proceedings is still available) .


     I was saying that the Diocese did a very good job in the first preparatory phase of the Synod, but it did not study the exact meaning of the word “synodality”. By focusing the study on the generic sense of “walking together”, no reference was made to the word “synod”, but Synod or Synods are a historical reality. The adjective “synodal” and the abstract noun “synodality” come from the word “synod”.

     Walk together? Yes, but in the Church who walks together with whom? What is the goal of this journey? Is there a guide that ensures the right direction?

     Precisely to answer these questions, the Congregation for the Doctrine of the Faith had commissioned its International Theological Commission to draw up a document entitled: “Synodality in the life and mission of the Church“. The Commission worked between 2014 and 2017; the text was approved by the Prefect of the Congregation and published on 2 May 2018 with the approval of Pope Francis.

     This document is obviously listed among the documents that concern the theme of this Synod. But, strangely, the Synod Secretariat makes little reference to it.


     Reading the aforementioned document and the voluminous first introductory document of the Secretariat of the Synod, I cannot dispel the perception that we are faced with two opposing visions of ecclesiology. On the one hand, the Church is presented as founded by Jesus on the Apostles and their Successors, with a Hierarchy of ordained ministers who guide the faithful on the journey towards the heavenly Jerusalem.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is talk of an undefined synodality, a “democracy of the baptized” (Which baptized people? Do they at least go to church regularly? Do they draw faith from the Bible and strength from the Sacraments?)

     This other vision, if legitimized, can change everything, the doctrine of faith and the discipline of moral life.

     Someone will cry: “conspiracy theory!”.

     They say there is no agenda, but this offends our intelligence, how can we forget that Note in Amoris Laetitia after the two Synods on the family? And that resolution on the “viri probati“, even if it was not included in the Post-Synodal Exhortation of the Amazon?

     How can we not worry when we look at the “synodal path” in Germany. A group of lay faithful, self-proclaimed representative of the Catholic people, together with a majority, but less than 2/3 of the bishops, almost smugly mention “sex abuses”, blaming them on clericalism; from there they conclude that there is a serious problem in the structure of the Church, which would require its complete overhaul (overturning the pyramid?) and the sexual ethics of the Church need to be updated to the modern culture. This synodal path has not yet been decisively repudiated. Let’s remember also the movement which exploded in Holland in the aftermath of Vatican II (with the new Dutch Catechism) which led the Church of that country to languish today as if moribund?

     It does not seem out of place to mention the case of the Anglican Community. The poor Archbishop of Canterbury has received a warning from the Archbishops of the Global Anglican Future Conference (GAF, which includes 85% of the world Anglican Community), to repent of having legitimized homosexual unions, otherwise they will no longer recognize his position as an authority.

     In the voluminous document of the Secretariat, perhaps not everyone has noticed that terrible but gratuitous statement that the most feared obstacle to synodality is clericalism. Clericalism is often tendentiously considered as the main cause of sexual abuse, while it is obvious that the sexual revolution has also entered in the Church and even in seminaries.

     And that long list of problems that only synodality would be able to help us address, is it there simply as an inventory? Reading it, I mischievously suspected that what the drafters of the document were interested in was what was mentioned at the bottom of the list, that is, minorities with particular sexual tendencies who would be discriminated against, despised and cruelly marginalized by the Church. (Thus the acronym LGBTQ entered for the first time, solemnly, in a Church document!)

     Concluding what has been said so far about the first preparatory phase of the Synod, I think that for the promoters of the Synod this first phase was a great failure. From this phase, apparently, they wanted to gather an abundance of experiential facts as a foundation for all subsequent construction of the edifice of synodality.

     But, first of all, many, as well as our people in Hong Kong, did not even understand what the promoters wanted. Moreover, the quantitative participation of the faithful was also discouraging. Reliable statistics say that it barely reached 1%, which is understandable, if we think of the insufficient time given for the consultation and of the difficulties created by Covid-19. Promoters tried to put a good face on bad luck, saying that there had been an enthusiastic response from all sides.


     The second phase arrives, the continental one. Finally, promoters have more ability to direct the operation. The Secretary General and the Cardinal Relator, together with some “facilitators”, went in person to 6 of the 7 continental meetings to lead the consultation.

     For Asia, the FABC (Federation of Asian Bishops’ Conferences, which also includes the Dioceses of Hong Kong and Macau which do not belong to any Episcopal Conference) was obviously representative. The people summoned were those who had animated the work of the first phase, but who were now well guided towards particular themes of dialogue and with a particular method.

     The emphasis is still on sharing experiences, listening to the experiences of people who have no voice in the Church (the absent, symbol an empty chair at the table around which in small groups painful experiences of people excluded from the community are told). These experiences obviously arouse emotions, feelings of compassion. These are especially experiences of minorities with particular sexual tendencies and with situations of irregular “marriages”, for which they are not accepted, that is, are excluded, while the Church should welcome everyone (todos! todos! todos!)

     The peculiar method used is the so-called “conversation in the Spirit”. We pray and then everyone shares their experience, everyone listens. We pray again and talk again, but integrating what everyone had heard. Then we pray again and check points of convergence and points of divergence. Conversation, not discussion!

     But without adequate debate, how will the problems be resolved? There are problems, so we need to debate. Obviously the discussion must be based on the Word of God and the Sacred Tradition of the Church. The Holy Spirit will guide the discussion to consensus conclusions as in the Second Vatican Council. The prayers must have been accumulated already before the meetings; in the meetings, the Spirit is there to guide everyone in the discussion.

     Father Tony Lusvardi, a Canadian Jesuit, professor at the Gregorian University, says that the method of “conversation in the Spirit” does not come from St. Ignatius, but from the Canadian Jesuits. This method is not used for discernment, but to pacify the spirits before discernment, so that we do not immediately start arguing with excited souls, but by opening ourselves to the inspirations of Heaven. Moreover, he says, one cannot discern things that are already certain (if an action is already evidently sinful, one cannot discern whether one can commit it or not). Among the Jesuits, after all, the Superiors command and the subjects obey perinde ac cadaver (“as if they were corpses”).

     Imposing this method on the Synod proceedings is a manipulation aiming at avoiding discussions. It is all psychology and sociology, no faith and no theology.

     Since several things mentioned were controversial, a beginning of discussion was still able to emerge in the little time left for dialogue in the Assembly with the few minutes given to anyone who wanted to speak.

     The Final Report on this phase of participation made by the FABC, rather than responding to the issues which interested the facilitators, draws heavily on the results of the recent General FABC Conference on the occasion of the 50th anniversary of foundation of the FABC. This General Conference was a true general mobilization. It carefully reflected on the needs present in the Church in Asia. The time coincided exactly with the beginning of the Synod process.

     It seems that even this second, continental phase, still preparatory to the Synod itself, must not have satisfied the promoters of the Synod. But from the synthesis they made of it, in the Instrumentum laboris for the actual Synod, we at least finally have the clear perception that the problems posed for discernment are the structures of the Church and the problems of sexual ethics.


     The third, global, phase, with those two big problems facing it, was supposed to be the real Synod that had to provide the solution to these problems. I hoped that they would return to the procedure tested by many past Synods, that is, to start with the Assemblies, where everyone hears everyone and the status quaestionis can emerge clearly; then to proceed to the laborious discussion (but without the help of the facilitators); then to conclude with the linguistic circuli minores, where concise deliberations are thrashed out to be offered to the Holy Father, in a confidential manner, as advice from his brothers in the episcopate.

     It was my great disappointment when I saw that this phase had begun with the same method as the continental one, a method that does not favour the solution of problems. Foreseeing this eventuality, I had, as you know, attempted to incite some Synod Fathers (Cardinals and Bishops) to insist on the procedure, but in vain, they are gentlemen and reluctant to any gesture of opposition.

     There was also a very severe warning regarding secrecy (almost pontifical) to avoid, they say, a lot of media chatter. There was, yes, a daily meeting with journalists, but only the “good guys”, chosen by the facilitators, spoke to the journalists. To avoid media chatter, the faithful were kept in the dark about a Synod that was intended to be a model of synodality.

     Among the members of the Synod with the right to vote, in addition to the bishops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of the Episcopal Conferences, there were also a large number of bishops appointed by the Pope, evidently with the aim of “balancing the two sides”, then there were religious men and women, while in the original system there were also the elected representatives of Major Superiors of clerical male congregations, who, similarly to bishops, have a considerable number of ordained ministers under their jurisdiction.

     But there is something more serious: a large number of lay people, men and women, participate in the Synod with the right to vote (while previously there had also been religious and lay people, but as experts and observers, without the right to vote); this means that this is no longer a Synod of Bishops (just as a bottle of wine to which a lot of water has been added is no longer what it should be).

     Someone said that we had forgotten synodality, while the Orientals had always maintained it. But this is a big misconception. About this His Excellency Monsignor Manuel Nin Güell, O.S.B., apostolic exarch for the Catholics of the Byzantine rite in Greece, says that for the Orientals the Synod is always exclusively of the bishops; the word “Synod” is not used to mean the walking together of all the People of God, but is used to mean that the bishops are walking together with Our Lord Jesus Christ (we must know that the Patriarchs in the Eastern Churches are not the equivalent of our Roman Pontiff, since, for every important decision, they must have the consent of the Synod of Bishops).

     The Pope can convene any kind of assembly to give him the advice he wants. But in the Synods of Bishops only Bishops vote. Calling the recent hybrid assembly the First Session of the Synod of Bishops involves a serious misnomer.

     Matter of serious concern is the fact that in the Pontifical Yearbook (Annuario Pontificio) the Secretariat of the Synod of Bishops is re-named the Secretariat of the Synod. Which Synod? An Ecumenical Council is also a Synod. There is also a diocesan Synod. From now on, will there also be this hybrid consultation assembly with the name of Synod? Meanwhile, the true Synod of Bishops has been eliminated, the one established by Pope Paul VI at the conclusion of Vatican II as an instrument of collegiality, that is, as a body through which the Pope receives advice from his brother bishops in the Episcopate!

     At the end of this session there were no deliberations. A second session had already been scheduled. Then the first session must not be understood as a proper Synod, but only as a further preparation for the Second Session which alone can properly be called the Synod of Bishops, which will conclude with resolutions voted only by the Bishops.

     The lay people already present at the “first session” may also be welcome at this true Synod, but as observers and experts, and will not vote together with the bishops. They will also be able to make interventions in the discussion, but at the invitation of the Presidency, perhaps upon prior request; it is obvious that the President Delegates must all be bishops.

     What I have pointed out so far can be considered a problem of mere confusion of terms, but it is a dangerous confusion. It is convenient to call everything with its proper name, and this will also clarify the task during this year of intermission for all of us in the Church.


     We can and must all take an interest in the coming Synod, that is, the Synod of October 2024 by organizing study sessions on the problems that the previous phases have brought to the table; study that must be done with the help of everyone (priests, men and women religious, competent lay people), indeed, with the assiduous presence of the Bishop; study accompanied by a supplement of experiences of concrete facts, so that our Bishops can bring to the Synod the smell of their sheep (only they are able to bring to the Synod the true situation of their Church, the Pope cannot get the smell of all his sheep in the world, especially if these are in the periphery…)

     But above all in this year there is a need for a study that will help true discussion at the level of faith; knowledge of the Constitution on the Church (Lumen gentium) of Vatican II and of the aforementioned document on synodality of the International Theological Commission will be of utmost importance.

     There would also be a document from the International Theological Commission (“Sensus fidei in the Life of the Church”, 2014), which explains the true meaning of the sensus fidelium.


     Before Christmas, December 18, 2023, came the Declaration “Fiducia supplicans” from the Dicastery for the Doctrine of the Faith, which justifies blessing of homosexual couples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The signatory is the Prefect of the Dicastery, with the signed consent of the Holy Father. It was first a surprise and then a great confusion follows. A Press Release, of January 4, 2024, looked like half a-retraction of the previous Declaration.

     Surprise, first of all. Before the start of the Synod, we five Cardinals had asked Pope Francis five questions or Dubia, to which we hoped to have a clear answer, thus saving discussion time at the Synod. Within 24 hours, with incredible speed, a long answer came. The author could not be the Holy Father himself, but had to come from the arsenal of the Secretariat of the Synod prepared to counter contrary opinions. The Declaration Fiducia supplicans On the Pastoral Meaning of Blessings merely develops that already long response to the Dubia.

     A most unpleasant surprise. Since the problem had already come to the table, it was more than reasonable to wait for the next Session of the Synod, after serious discussion, to provide a solution. Pre-empting such a discussion is an act of incredible arrogance and disrespect for the Synod Fathers.

     Despite the repeated protestation in the Declaration that confusion must be absolutely avoided in such matters, the Declaration has inevitably caused great confusion, and threatens a serious division never before seen in the Church.

     At the end of this long disquisition of mine, all I can do is wish “Good work!” to everyone and may the Lord bless us!

     Your brother,

     Card. Joseph Zen

15 February 2024  Day after “the ashes”

 

P.S. The first reading of the Mass of the Fourth Sunday of Ordinary Time that we have recently celebrated is from the book of Deuteronomy, the last two sentences sound a severe warning to all of us: “If anyone does not listen to the words that [the prophet] will say in my name , I will ask him to account. But the prophet who presumes to say anything in my name that I have not commanded him to say, or who speaks in the name of other gods, that prophet must die” (Deut 18:19-20 ).

I am consoled by seeing that the beautiful prayer “Sub tuum praesidium” was sung during the Synod. I hope that many will learn it (even by heart) and that it will accompany us throughout the time that we will dutifully spend working for the true success of the current Synod.

Come proseguirà e come si concluderà il Sinodo?

     Guardando a come si è conclusa la Prima Sessione del Sinodo sulla sinodalità non possiamo che rimanere sbalorditi, perché ci dicono che non è ancora chiaro che cosa sia la sinodalità. Il Cardinale Relatore del Sinodo ci dice che “stiamo ancora imparando, la sinodalità non è un concetto, è un processo e sembra che proceda bene”.

     Ma se non c’è un chiaro concetto di sinodalità, con quale criterio si afferma che il processo è stato sinodale e che la Chiesa sta diventando sinodale?

     Partendo dall’etimologia della parola greca – “camminare insieme” – la sinodalità venne data come il tema di questa XVI Assemblea Ordinaria del Sinodo dei Vescovi; venne dato anche un sotto-tema: “Partecipazione e comunione per la missione”.

     Non essendo possibile in molte lingue (compresa la lingua cinese) tradurre direttamente la parola “sinodalità”, si suppone che il sotto-tema sia una fedele esplicazione del tema. Allora, senza studiare direttamente la sinodalità, ci siamo messi a studiare “come dialogare insieme per camminare insieme sulla via della evangelizzazione”.

     C’è un dubbio da risolvere. Ci dicono che la sinodalità è un elemento costitutivo fondamentale della vita della Chiesa, ma nello stesso tempo enfatizzano che la sinodalità è quello che il Signore aspetta da noi oggi. Partecipazione e comunione sono ovviamente caratteristiche permanenti della Chiesa Una Santa Cattolica ed Apostolica. Ma dire che la sinodalità è “la cosa che il Signore aspetta da noi oggi” non vuol dire che si tratta di una cosa nuova? Per non vedervi una contraddizione, dobbiamo intendere questo invito alla sinodalità non come a dover fare qualcosa di completamente nuovo, ma a dare un nuovo impulso a qualcosa che è sempre esistito nella Chiesa.


      Con questa comprensione la nostra Diocesi ha intrapreso attivamente questa prima fase del Sinodo, quella locale (non appartenendo ad alcuna conferenza episcopale per la situazione politica, di questa fase abbiamo solo il livello diocesano e non quello della Conferenza Episcopale).

     La Diocesi ha condotto 13 assemblee di consultazione con circa 1,200 partecipanti; ha condotto 170 volte dei piccoli gruppi di “conversazione spirituale”, i cui partecipanti erano 930; c’è stato poi un questionario on-line e in sei mesi si sono raccolte 1,278 risposte provenienti da 150 comunità, i partecipanti devono aver superato i 2,000. Attraverso metodi scientifici, una sintesi di tutto questo lavoro mostra che la cosa più importante per la Diocesi è di promuovere la formazione dei preti, dei fedeli e specialmente dei giovani. I temi di questa formazione includono: parresia nell’esprimersi e attenzione nell’ascoltare; responsabile partecipazione nel discernimento e decisioni da parte delle autorità costituite; dialogo nella Chiesa, con la società e tra le religioni.


     Qui mi permetto di aprire una parentesi.

     La Diocesi di Hong Kong è una di quelle che hanno un maggior numero di fedeli cinesi nel mondo. La densità della popolazione nella città favorisce la comunicazione. A cavallo dei due millenni e poco dopo il ritorno della città sotto la sovranità della Nazione, il mio predecessore Card. John Baptist Wu ha promosso un Sinodo diocesano (1999-2001).

I membri erano circa 200:

25 ex-officio;

45 scelti tra i sacerdoti in cura d’anime;

20 religiosi e missionari;

30 suore;

78 rappresentanti dei fedeli, dei quali

     58 dalle parrocchie;

     10 dalle Commissioni diocesane;

     10 dalle Associazioni dei fedeli;

10 nominati dal Vescovo

I membri sono divisi in 7 gruppi incaricati di organizzare lo studio di 7 temi:

1. formazione e ministeri dei fedeli

2. pastorale giovanile

3. coscientizzazione sociale

4. missioni ad gentes

5. matrimonio e famiglia

6. educazione e cultura

7. formazione delle vocazioni e formazione permanente dei preti diocesani.

     l metodo del processo è quello iniziato dal Movimento JOC (Gioventù Cattolica Operaia) e poi fatto proprio da molte organizzazioni cattoliche: vedere, giudicare, agire.

     Questo Sinodo ha raggiunto deliberazioni molto sagge, cosicché io, succeduto al Cardinale Wu come Vescovo di Hong Kong, avevo solo da seguirle senza bisogno di avere i miei piani nel mio servizio episcopale (spero che il volume degli Atti del Sinodo sia ancora a disposizione).


     Dicevo che la Diocesi ha fatto un lavoro molto buono nella prima fase preparatoria del Sinodo, però non ha studiato il senso esatto della parola “sinodalità”. Concentrando lo studio sul senso generico del “camminare insieme”, non si è fatto più nessun riferimento alla parola “sinodo”, ma il sinodo o i sinodi sono una realtà storica. L’aggettivo “sinodale” e il sostantivo astratto “sinodalità” vengono dalla parola “sinodo”.

     Camminare insieme? Sì, ma nella Chiesa chi cammina insieme con chi? Qual’è la meta di questo cammino? C’è una guida che assicura la giusta direzione?

     Proprio per dare risposta a queste domande, la Congregazione per la Dottrina della Fede aveva incaricato la sua Commissione Teologica Internazionale di redigere un documento intitolato: “La sinodalità nella vita e nella missione della Chiesa“. La Commissione ha lavorato tra il 2014 e il 2017; il testo è stato approvato dal Prefetto della Congregazione e pubblicato il 2 maggio 2018 con l’approvazione di Papa Francesco.

     Questo documento è ovviamente elencato tra i documenti che interessano il tema del presente Sinodo. Ma, stranamente, la Segreteria del Sinodo vi fa poco riferimento.


     Leggendo il documento summenzionato ed il voluminoso primo documento introduttivo della Segreteria del Sinodo non riesco a cacciare via la percezione che siamo davanti a due visioni opposte di ecclesiologia. Da una parte la Chiesa viene presentata come fondata da Gesù sugli Apostoli ed i loro Successori, con una Gerarchia di ministri ordinati che guidano i fedeli nel viaggio verso la Gerusalemme celeste. Dall’altra parte si parla di una sinodalità non meglio definita, una “democrazia dei battezzati” (Quali battezzati? Vanno almeno regolarmente in chiesa? Attingono fede dalla Bibbia e forza dai Sacramenti?)

     Quest’altra visione, se legittimata, può far cambiare tutto, la dottrina della fede e la disciplina della vita morale.

     Qualcuno griderà alla “conspiracy theory”.  

     Dicono che non c’è un’agenda, ma questo offende la nostra intelligenza, come possiamo dimenticare quella Nota nell’Amoris laetitia dopo i due Sinodi sulla famiglia? E quella deliberazione sui “viri probati“, anche se non entrata nella Esortazione Post-sinodale di Amazzonia?

     Come possiamo non preoccuparci quando guardiamo al “sentiero sinodale” in Germania? Un gruppo di fedeli, non si sa con quale titolo di rappresentatività, insieme a più di metà, ma meno dei 2/3 dei vescovi, parlano quasi con compiacenza degli “abusi sessuali”, indicandone la causa nel clericalismo, segno che la costituzione della Chiesa ha gravi problemi ed ha bisogno di un radicale rifacimento (rovesciare la piramide) e l’etica sessuale della Chiesa ha pure bisogno di adeguarsi alla cultura moderna. Questo “Sentiero sinodale” non è stato ancora decisamente ripudiato. Ricordiamo anche quel movimento che esplose in Olanda all’indomani del Vaticano II (con il nuovo Catechismo olandese) che ha condotto la Chiesa di quel paese a languire oggi come moribonda?

     Non mi sembra fuori luogo menzionare il caso della Comunità Anglicana. Il povero Arcivescovo di Canterbury ha ricevuto un ammonimento dagli Arcivescovi della Global Anglican Future Conference (GAF), che comprende 85% della Comunità Anglicana mondiale, perché si penta di aver legittimato l’unione omosessuale, altrimenti non riconosceranno più la sua posizione di autorità.

      Nel voluminoso documento della Segreteria forse non tutti hanno notato quella terribile ma gratuita affermazione che il più temuto ostacolo alla sinodalità è il clericalismo! Il quale è sovente tendenziosamente ritenuto come la causa principale degli abusi sessuali, mentre è ovvio che la rivoluzione sessuale è entrata anche nella Chiesa e perfino nei seminari.

     E quella lunga lista di problemi che solo la sinodalità sarebbe in grado di farci affrontare è lì semplicemente come un inventario? Leggendola, maliziosamente sospettai che quello che interessava agli estensori del documento è quello che era menzionato in fondo alla lista, cioè le minoranze con tendenze sessuali particolari che sarebbero discriminate, disprezzate ed emarginate crudelmente da parte della Chiesa. (L’acronimo LGBTQ è entrato per la prima volta, solennemente, in un documento della Chiesa!)

     Concludendo il fin qui detto sulla prima fase preparatoria del Sinodo, penso che per i promotori del Sinodo questa prima fase sia stata un grande insuccesso. Da questa fase volevano raccogliere un’abbondanza di fatti di esperienza come fondamento per tutta la costruzione seguente dell’edificio della sinodalità.

     Ma, anzitutto, molti, come pure i nostri di Hong Kong, non hanno neanche capito quello che i promotori desideravano; ma anche la partecipazione quantitativa dei fedeli è stata scoraggiante. Attendibili statistiche dicono che essa arriva appena a 1%, il che è comprensibile a causa sia del non sufficiente tempo dato per la consultazione e sia a causa delle difficoltà create dal Covid-19. I promotori si sforzano di fare buon viso a cattiva sorte, dicendo che c’è stata una entusiasmante risposta da tutte le parti.


     Arriva la seconda fase, quella continentale. Finalmente, i promotori hanno maggiore possibilità di dirigere l’operazione. Il Segretario generale e il Relatore, insieme ad alcuni “facilitatori”, sono andati in persona a 6 dei 7 raduni continentali a guidare la consultazione.

     Per l’Asia era ovviamente rappresentativa la FABC (Federation of Asian Bishops’ Conferences) che include anche la Diocesi di Hong Kong e quella di Macau che non appartengono ad alcuna Conferenza Episcopale. Le persone convocate sono quelle che hanno animato il lavoro della prima fase, ma che adesso sono ben guidate verso particolari temi del dialogo e con un peculiare metodo.

     L’accento è ancora sulla condivisione di esperienze, ascoltare le esperienze di gente che non hanno voce nella Chiesa (gli assenti, simbolo una sedia vuota al tavolo attorno al quale in piccoli gruppi si raccontano esperienze dolorose di gente esclusa dalla comunità). Queste esperienze ovviamente suscitano emozioni, sentimenti di compassione. Si tratta specialmente delle minoranze con tendenze sessuali particolari, di situazioni di “matrimoni” irregolari, per cui non sono accettate, cioè escluse, mentre la Chiesa dovrebbe dare il benvenuto a tutti (todos! todos! todos!)

     Il metodo peculiare usato è la cosiddetta “conversazione nello Spirito“. Si prega e poi ognuno condivide la sua esperienza, tutti ascoltano. Si prega di nuovo e si torna a parlare, ma integrando quello che ognuno aveva ascoltato. Si prega di nuovo e si verificano i punti di convergenza e i punti di divergenza. Conversazione, non discussione!

     Ma senza un adeguato dibattito come si risolveranno i problemi? Ci sono i problemi, perciò bisogna dibattere. Ovviamente la discussione deve basarsi sulla Parola di Dio e sulla Sacra Tradizione della Chiesa. Lo Spirito Santo guiderà la discussione a conclusioni concordi come nel Concilio Vatican II. Le preghiere devono essere già accumulate prima delle riunioni, lì lo Spirito è pronto proprio a guidare tutti nella discussione.

     Padre Lusvardi, un Gesu ita canadese, professore all’Università Gregoriana, dice che il metodo della “conversazione nello Spirito” non viene da Sant’Ignazio, ma dai Gesuiti canadesi. Questo metodo non serve per il discernimento, ma per pacificare gli spiriti prima del discernimento, affinché non si cominci subito a discutere con animi eccitati, ma aprendosi alle ispirazioni del Cielo. Del resto, dice, non si discerne su cose già certe (se un’ azione è già evidentemente peccaminosa, non si discerne se la si possa commettere o no). Presso i Gesuiti, poi, comandano i Superiori ed i sudditi obbediscono perinde ac cadaver (“come fossero dei cadaveri”).

     Imporre questo metodo è una manipolazione per evitare le discussioni. Tutta psicologia e sociologia, non fede e teologia.

     Siccome diverse cose menzionate erano controverse, un inizio di discussione ha potuto ancora emergere nel poco tempo lasciato al dialogo nell’Assemblea con i pochi minuti concessi a ciascuno che volesse intervenire.

     La Relazione finale su questa fase di partecipazione da parte della FABC, più che rispondere alle questioni sulle quali verte l’interesse dei facilitatori, attinge abbondantemente dai risultati della recente General Conference in occasione del 50° della fondazione della FABC. Questa General Conference è stata una vera mobilitazione generale. Si è riflettuto accuratamente sulle necessità presenti nella Chiesa in Asia. Il tempo coincideva esattamente con l’inizio del processo del Sinodo.

     Sembra che anche questa seconda fase, continentale, ancora di preparazione al Sinodo propriamente detto, non deve aver soddisfatto i promotori del Sinodo. Ma dalla sintesi che ne hanno fatto, nell’Instrumentum laboris per il vero Sinodo, abbiamo almeno finalmente la chiara percezione che i problemi posti al discernimento sono le strutture della Chiesa ed i problemi dell’etica sessuale.


     La terza fase, mondiale, con davanti a sé quei due grossi problemi, doveva essere il vero Sinodo che avrebbe dovuto dare la soluzione a questi problemi. Speravo che si tornasse alla procedura collaudata da tanti Sinodi passati, cioè, cominciare con le Assemblee, dove tutti sentono tutti e può emergere chiaro lo status quaestionis. Si procede, quindi, alla laboriosa discussione (senza però l’aiuto dei facilitatori). Si conclude poi con i circuli minores linguistici, dove si concretizzano delle concise deliberazioni da offrire al Santo Padre, in modo confidenziale, come consigli dei suoi fratelli nell’episcopato.

     Fu un mio grande disappunto, quando vidi che questa fase era cominciata con lo stesso metodo di quella continentale, un metodo che non favorisce la soluzione dei problemi. Prevedendo questa eventualità, avevo, voi lo sapete, tentato di sobillare alcuni Padri Sinodali (Cardinali e Vescovi) di insistere sulla procedura, ma invano, essi sono gentiluomini e riluttanti a qualunque gesto di opposizione.

     C’è stato anche un severissimo monito riguardo il segreto (quasi pontificio) per evitare, dicono, il gran chiacchierare dei media. C’è stato, sì, un quotidiano incontro con i giornalisti, ma solo i “buoni ragazzi”, scelti dai facilitatori, hanno parlato ai giornalisti. Per evitare le chiacchiere dei media, i fedeli sono stati tenuti all’oscuro di un Sinodo che voleva essere modello di sinodalità.

     Tra i membri del Sinodo con diritto di voto, oltre ai vescovi eletti rappresentanti delle Conferenze Episcopali, c’era anche un gran numero di vescovi nominati dal Papa, evidentemente con lo scopo di “bilanciare i due schieramenti”, ci sono poi religiosi e suore, mentre nell’ordinamento originale c’erano anche rappresentanti eletti tra i Superiori Maggiori delle Congregazioni maschili clericali, i quali, analogamente ai vescovi, hanno un considerevole numero di ministri ordinati sotto la loro giurisdizione.

     Ma c’è qualcosa di più serio: un gran numero di laici, uomini e donne partecipano al Sinodo con diritto di voto (mentre prima c’erano stati pure dei religiosi e dei laici, ma come periti ed osservatori, senza diritto di voto), allora, questo non è più un Sinodo dei Vescovi (come una bottiglia di vino a cui è stata aggiunta un bel po’ di acqua non è più quello che deve essere).

     Qualcuno diceva che noi abbiamo dimenticato la sinodalità, mentre gli Orientali l’hanno sempre mantenuta. Ma questo è un grosso malinteso. Sua Eccellenza Mons. Manuel Nin O.S.B., esarca apostolico per i cattolici di rito bizantino in Grecia, dice che per gli Orientali il Sinodo è sempre esclusivamente dei vescovi; la parola “Sinodo” non è usata per significare il camminare insieme di tutto il Popolo di Dio, ma si tratta dei vescovi che camminano insieme a Nostro Signore Gesù Cristo (dobbiamo sapere che i Patriarchi nelle Chiese Orientali non sono l’equivalente del Romano Pontefice per noi, per ogni decisione importante devono avere il consenso del Sinodo dei Vescovi).

     Il Papa può convocare qualunque specie di assemblea per dargli i consigli che egli vuole. Ma nei Sinodi dei Vescovi solo questi votano. Chiamare la recente ibrida assemblea col nome di Prima Sessione del Sinodo dei Vescovi è stata un serio equivoco.

     Preoccupa il fatto che persino nell’Annuario pontificio la Segreteria del Sinodo dei Vescovi è ri-nominata la Segreteria del Sinodo. Quale Sinodo? Anche un Concilio Ecumenico è un Sinodo. C’è anche un Sinodo diocesano. D’ora in poi ci sarà anche questa ibrida assemblea di consultazione col nome di Sinodo? Intanto è stato eliminato il Sinodo dei Vescovi, quello costituito da Papa Paolo VI alla conclusione del Vaticano II come strumento di collegialità, cioè come organo attraverso il quale il Papa riceve consigli dai vescovi suoi fratelli nell’Episcopato!

     Alla fine di questa sessione non c’è stata nessuna deliberazione. Si era già programmata una seconda sessione. Allora la prima sessione non deve essere intesa come Sinodo proprio, ma solo come ulteriore preparazione alla Seconda Sessione che sola potrà chiamarsi propriamente Sinodo dei Vescovi, il quale si concluderà con delle deliberazioni votate dai soli Vescovi.

     I laici già presenti alla “Prima Sessione” siano pure benvenuti a questo vero Sinodo, ma come osservatori e periti, e non voteranno insieme ai vescovi. Potranno anche fare interventi nella discussione, ma su invito della Presidenza, magari dietro previa richiesta; è ovvio che i Presidenti delegati devono essere tutti vescovi.

     Quello che ho fatto notare fin qui può considerarsi un problema di mera confusione di termini, ma è una confusione pericolosa. Conviene chiamare ogni cosa come è, e questo chiarirà anche il compito durante questo anno di intervallo per tutti noi nella Chiesa.


     Tutti possiamo e dobbiamo interessarci del prossimo Sinodo, cioè del Sinodo dell’ottobre 2024: organizzando sedute di studio sui problemi che le fasi precedenti hanno messo sul tappeto; studio che si deve fare con l’aiuto di tutti (sacerdoti, religiosi e religiose, laici competenti), anzi, con l’assidua presenza del Vescovo; studio accompagnato da un supplemento di esperienze di fatti concreti, cosicché i nostri Vescovi possano portare al Sinodo l’odore delle loro pecore (solo essi sono in grado di portare al Sinodo la vera situazione della loro Chiesa, il Papa non può mica avere il fiuto di tutte le sue pecore nel mondo, specialmente se si tratta della periferia…)

     Ma soprattutto in quest’anno c’è bisogno di uno studio che aiuterà la vera discussione a livello della fede; sarà di massima importanza la conoscenza della Costituzione sulla Chiesa (Lumen gentium) del Vaticano II e del summenzionato documento della Commissione Teologica Internazionale.

     Ci sarebbe anche un documento della Congregazione per la Dottrina della Fede intitolato “Sensus fidei nella vita della Chiesa” (2014), nel quale si spiega il vero significato del sensus fidelium.


     Prima di Natale, 18 dicembre 2023, venne la Dichiarazione “Fiducia supplicans” del Dicastero della Dottrina della Fede, che giustifica la benedizione di coppie omosessuali in certe circostanze. Il firmatario è il Prefetto del Dicastero, col consenso firmato del Santo Padre. Fu una sorpresa anzitutto e poi una gran confusione segue. Un comunicato stampa, del 4 gennaio 2024, sembra una mezza ritrattazione della precedente Dichiarazione.

     Sorpresa, anzitutto. Prima dell’inizio del Sinodo, noi cinque Cardinali avevamo rivolto a Papa Francisco cinque domande o Dubia, a cui si sperava di avere una risposta chiara, per così risparmiare tempo di discussione al Sinodo. In 24 ore, con incredibile velocità, venne una lunga risposta. L’autore non poteva esserne il Santo Padre, ma doveva venire dall’arsenale della Segreteria del Sinodo preparato per controbattere opinioni contrarie. La Dichiarazione Fiducia supplicans non fa che sviluppare quella già lunga risposta ai Dubia.

     Una sorpresa disgustosa. Dato che il problema era già venuto sul tappeto, era più che ragionevole aspettare che la prossima Sessione del Sinodo, dopo seria discussione, ne desse una soluzione. Prevenire tale discussione è un atto di incredibile prepotenza e di mancanza di rispetto per i Padri sinodali.

     Nonostante la ripetuta protestazione, nella Dichiarazione, che in simile materia bisogna assolutamente evitare ogni confusione, la Dichiarazione ha causato, inevitabilmente, una grande confusione, e minaccia una seria divisione, mai vista nella Chiesa prima.

     Alla fine di questa mia lunga disquisizione, non mi rimane che augurare “Buon lavoro!” a tutti e che il Signore ci benedica!

     Vostro fratello,

     Card. Giuseppe Zen  

15 Feb. Giorno dopo “le ceneri”

 

P.S. La prima lettura della Messa della Quarta Domenica del Tempo ordinario che abbiamo da poco celebrato è dal libro del Deuteronomio, le ultime due frasi suonano un severo ammonimento a tutti noi: “Se qualcuno non ascolterà le parole che [il profeta] dirà in mio nome, io gliene domanderò conto. Ma il profeta che avrà la presunzione di dire in mio nome una cosa che io non gli ho comandato di dire, o che parlerà in nome di altri dei, quel profeta dovrà morire”(Deut 18:19-20).

Mi consola il vedere che si è cantato durante il Sinodo la bella preghiera “Sub tuum praesidium“. Spero che molti la imparino (anche a memoria) e che essa ci accompagni in tutto il tempo che doverosamente impiegheremo lavorando per il vero successo del Sinodo in corso.

分享彌撒讀經

        雖然我忙着寫一篇很長的文章,但我還是放下它,用幾分鐘與大家分享我這兩日的彌撒讀經:常年期第五週星期一、星期二,都來自列王紀上第八章。

        星期一,撒羅滿在耶路撒冷建了聖殿,將上主的約櫃從達味城搬來,這段聖經我當然讀過多次,但這次有一句使我特別注意到:「約櫃內除了兩塊石版外,沒有別的東西」。天主的約櫃原來只有這兩塊石版,就是天主在山上寫了十誡交給梅瑟的。在寶貴的、黃金的約櫃內就只有這兩塊石版,約櫃又是聖所內天主的寶座,就是聖殿裡,神聖的聖所內,最神聖的地方。

        十誡也稱為「天主的十句話」,等於天主的真正臨在。以色列民族說天主沒有給其他民族這樣充滿智慧的話。

        記得我們少年時唸早課時也唸天主十誡。這是祈禱嗎?是的。祈禱是我們與天主的對話,唸天主向我們說的那十句重要的話,當然是祈禱。

        這十句話在某些國家曾高高掛在法庭裡,其實天主已把它們刻在我們心上,這是天主與人類結盟約(結婚)的恩物。這十句話指示我們做人、做天主的子女的道路,離棄它我們就會迷路、迷失去天堂的方向。

        十誡是否沉重的負擔?為有罪根的人是沉重的。但耶穌說:「我給你們的擔子是輕鬆的」,因為有祂陪着我們一齊行十字架的路。

        十誡的前三誡當然更重要,但十誡之中任何一誡都不能缺;如果有人以滿足情慾為最高價值,他怎能愛天主在萬有之上呢

        星期二,固然耶穌對撒瑪黎雅婦人說過,真正朝拜天主者不是在這座山或那座山,而是在心神和真理朝拜。但耶穌還樂意去聖殿(祂父親的家)祈禱。

        撒羅滿在祝聖聖殿的那天這樣祈禱說:「上主,請俯聽你僕人在你面前所發的呼號和祈禱!願你的眼睛晝夜垂視這座殿宇。」我在意大利讀書時學了一首拉丁歌,它在撒羅滿的話上還錦上添花:「天主,請你日日夜夜,睜開眼睛注視這座殿宇;張開耳朵聽我們的祈禱。」

        我們當然要學習在任何地方都要祈禱,但在聖堂裡,尤其在耶穌聖體前,我們會更感覺到天主的臨近。沒有聖堂、或不能入聖堂將是信仰的極大考驗,那時天主會給我們特別的助佑,絕不要做所謂「一生三次進聖堂的教友」:領洗、結婚以及由人抬入行喪禮!不慣入聖堂的,怎麼敢稱自己為教友

關於“Fiducia Supplicans”

  本人收到了天主教社會傳播處(下稱傳播處)2023年12月23日公布的『《懇求的信心》「聲明」的牧民祝福』(闡釋12月18日教廷信理部發布的「聲明」)。傳播處那短文也再登上了12月31日的《公教報》。

  本人發覺在兩個關鍵的地方,傳播處的短文有犯錯誤(其實《Sunday Examiner》卻沒有犯錯,為什麼《公教報》不和它對一對呢?)

  1. 原文說:請求祝福的是「同性伴侶和其他處於不符合基督信仰的關係中的人。傳播處卻說請求祝福的是「同性伴侶及其他不符合基督信仰的關係」。

  原文清楚地說:受祝福的是「人」,不是那類「關係」。

  2. 「聲明」原文的第38節說施給祝福的神職人員能為他(她)們祈求平安,健康,容忍逆境,彼此溝通,彼此看護,且求天主光照他(她)們,使他(她)們有力量,能圓滿承行天主的聖意

  固然,「聲明」的別處祇說「生活得更好」、「生活圓滿」。祇說「生活圓滿」並不足夠,他(她)們或許以為同性結合的生活也已可以是圓滿的,但38節有說「完滿承行天主的聖意」。

  本人沒有將以上的質疑傳給傳播處,因為就算按字句改正了,那「聲明」還是很有問題。

  但過了兩三天見到有一位羅袁慧霞女士,正因為看到了傳播處錯誤的報告,作出了一些很嚴重的疑慮,並請傳播處釋疑。至今我沒有見到傳播處的回覆。

  其實這是個重要的問題,為什麼教區竟讓傳播處處理?不是至少該由教區秘書長過目。很多教區和主教團作出了很重要的闡釋和負面的回應。


  

  正因為這些回應不斷陸續在網上出現,我等到現在才決定寫一些我的看法(雖然我對教區的行政已沒有任何關係,但對於維護教會的道理還是有責任的)。

  教廷信理部的「聲明」雖重複強調:任何祝福不該使人誤會,教會絕不認同同性的或不符合教會信仰的男女「性結合」為另類婚姻。但那「聲明」卻又說:出於牧民愛德,在某些情形下可以祝福同性伴侶及其他生活在不合規的關係中的男女。

  繁長的「聲明」留下很多疑問,且又說不會再作任何解說(par. 41)。

  很多主教及主教團(尤其非洲及東歐)嚴正命令神父們不要執行這類祝福。

  信理部部長在今年1月4日又出了另一份「聲明」,一方面強烈否認12月18日的「聲明」違反教會道理,另一方面承認主教及主教團有理由對那「聲明」有某些疑慮,看來他們需要長些時間去研究,而暫時未能准許神父們執行那「聲明」,教廷是瞭解的。這等於說1218日的聲明暫時無效

 


  在這情形下我們可以放心討論那兩份「聲明」,我在此向鐸兄鐸弟貢獻我的一些觀點:

  1. 我們先該瞭解「聲明」所說。我不知道那12月18日及1月4日的「聲明」是否已有中文譯本,港、澳、台教會缺乏翻譯人手,似乎至今還沒有那兩份「聲明」的中譯本。這兩份「聲明」也其實很複雜。「聲明」中說blessing有由下向上,有由上向下;其實中文由下向上的根本不是祝福而是「讚頌」,由上而下的才是「降福」。

  「聲明」中的“Spontaneous” 不該譯成主動,因為主動的反面是被動,申請祝福當然是主動的,這裡看來“Spontaneous”應該譯成「隨機」,「不特別安排的」,在一個機會上「自然」發生的。

  「聲明」中說「例如祝福一個朝聖團」。神父根本不可能也不必澄清朝聖團中有否生活在那些「不正常」性關係的伴侶。「聲明」中論到的是那「一對一對的伴侶」。雖不是特別安排,但明顯是生活在那些關係中的couples。

  2. 「聲明」中(§38)說那些couples要求祝福時「可能」也要求天主給與恩寵力量,使他(她)們有能力全面遵行天主的聖意。如果真是這樣,那末神父很容易給他們介紹天主的聖意。但問題是:「聲明說神父不該去審查他(她)們有沒有這樣的意向。那末神父不能確定他(她)們有這意向,或有理由懷疑他(她)們根本沒有這意向,那麼神父怎麼能給予祝福?

  3. 「聲明」說這類祝福是出於牧民的愛心,但聖經不是說牧者該保護壯健的羊,醫治損傷的,領回迷途的?那「聲明」像是說他們來時是「一對」,祝福後還是「一對」回去;那不是等於說他(她)們,至少暫時,還能在那「不正規」即有罪的方式生活下去?

  福音裡有時有人求耶穌醫病,祂卻先說了「你的罪赦了」。祂最關心的是把人從罪惡中解放出來(當然祂也已經給了他們認罪的恩寵)。神父如果不能肯定他面對的「一對」有意全面遵守天主所規定的方式生活,或肯定他們根本不承認自己生活在罪惡中,他不是應該用最有愛德的態度,給他(她)們介紹天主的意願嗎?

  4. 這樣的祝福給別人的印象事實上製造混亂

  「聲明」多次強調要避免製造混亂,但「聲明」所鼓勵的祝福,事實上免不了會製造混亂。

  世俗的傳媒當然會故意增加混亂,但教會內那些支持LGBTQ的牧民者如Fr. James Martin, S.J. 或 Sr. Jeannine Gramick不是也故意製造混亂或根本,像德國和其他某些教區一樣,不遵守「聲明」中指示的一些規則,教廷為何不喝止他們?在這重要的問題上製造混亂,是符合牧民的原則嗎?

  在很多地區,特別是教宗常提到的「邊緣地帶」,他們的文化極反對縱容同性關係,甚或在法律上與以懲罰。信理部是否真不知情?

  5. 最嚴重的是:信理部的「聲明」說:同性關係的性行為也有它的善,可以「進步」,可以「成長」。同樣,教宗(更可能是信理部部長)答覆五位樞機的疑題時,也說同性的性愛和婚姻的愛是「類似」的!這是絕對主觀的錯誤。按客觀的真理,那行為是嚴重的罪,絕不能有任何的善。

  教宗本篤說過:「如果沒有真理為基礎,愛就成了一個空殼,放什麼入去都可以。」

  信理部部長以一個嚴重的罪為「善」,豈不是犯了異端,那末部長豈不應該辭職或被革職?

  最後:其實,全球主教會議不是正在進行中嗎?希望今年十月的會議中主教們終於能自主地(不必由facilitators領導)辯論這些問題,並由聖神領導達至一致的結論了。信理部搶先作了「聲明」,是嚴重藐視主教們(宗徒的繼承人,教宗的兄弟)的職份!

“Transform the teaching Church into a listening Church” (???)

  我真不敢相信《Sunday Examiner》真想這樣說。那末我們教會的官方刊物也跟隨世俗的潮流用sensational heading來推銷自己?外國人看到了會不會以為香港教區已不屬天主教?我細閱S.E.十二月十七日版的全篇報導見不到周樞機說過這句話,那末《Sunday Examiner》豈不是陷周樞機於不義?

  Transform也就是說徹底改變她,也就是說:「聖統階級已不再是教會的領導,而要聽從教友」?這推翻了耶穌的計劃,祂對宗徒們說:「你們去教誨全世人民,遵守我吩咐了你們的一切」。

  當然,宗徒的繼承人,領受聖秩的牧者,應該認識自己的羊。主教、神父要多多聆聽教友,明白他們的處境,照顧他們的需要,梵二大公會議之後,教會內有許多架構幫助教會生活出這共議同行的精神。

  教宗大聲疾呼要眾人、眾人、眾人出聲,要眾人、眾人、眾人聆聽,似乎是指出還有很多人沒有、或未能,參與這共議同行的大隊。不論這問題是否真的這麼嚴重,加強這共議同行的精神當然是一件好事。

  教宗和主教會議秘書處負責人有時也會說要「倒轉教會的金字塔」,但不可能是真的要推翻基督為教會定下的制度。教宗、主教、神父要服務的既是大眾教友和全世人類,那麼一切牧民和福傳行動都該從「大眾」開始:瞭解大眾實在的需要,然後才能保護健康的羊、醫治傷殘的、找回迷途的。這可以說是從金字塔的底部開始而不是從頂上下來。其實避免用「倒轉金字塔」的說法更好,免得讓人們認為我們的教會已變了質。

  “Transform the teaching Church into a listening Church”的確使人們不得不誤會,以為我們的教會真的變了質。誰負得起這責任?

讀經又有感 常年第卅二週 星期三

第一篇讀經智慧篇,讀了就算,我不敢多講,似稍有「煽動性」,怕有一日智慧篇會從舊約全書中被刪除。

福音中耶穌醫好十個癩病人,祇有一個回來感謝祂。耶穌問:其他九個在哪裡?

有人說:有些教友一生三次入聖堂,第一次是受洗,第二次是結婚(聖堂內的婚禮很美:有電子琴奏的 5 1–1 | 1 – | ……有在聖堂前拍照……),第三次是別人抬他入去(安息彌撒)。那九個似不似這類教友?這種教友還算真正的教友嗎?

以 Synodality 為題的 Synod(主教會議)中常強調:「領了洗的有什麼什麼神恩。」但『「教友」信仰本能』(sensus fidelium)的「教友」當然不是指這些教友,說他們和主教同樣是「領了洗的」未免太簡化了。

梵二大公會議的《教會憲章》對主教、神父、教友之間的關係有非常詳細及平衡的交代。有些人常講梵二的「精神」,卻恐怕還未讀過這個文件。在2024年主教會議再開時,希望大家已熟識這文件,可以避免很多費時的爭論。

 

 

主,請增加我們的信德吧!

常年期卅二週星期一

主,請增加我們的信德吧

今天的福音又深深啟導了我。

耶穌對門徒說:「引人跌倒的人是有禍的。把一塊磨石套在他的頸上,投入海中,比讓他引誘這些小子中的一個跌倒,為他更好。」

這裡所說的「小子」,不祇是小孩子,是那些並不博學,但心地純樸的人。用那大吹大鼓了兩年還不知是什麼東西的Synodality混亂教友的思想,罪大惡極。

但耶穌也說:「如果你的兄弟犯了罪,你就得規勸他,他如果後悔了,你就得寬恕他。」

宗徒們感到這事真難做到,就向主說:「請增加我們的信德吧!」主說:「如果你們有像芥子那樣大的信德,即使你們對這棵桑樹說:你連根拔出,移植到海中去!它也會服從你們的。」

主,請增加我們的信德吧!

可以犧牲聖事,不能犧牲信仰

2016年6月23日我說過:『國內的兄弟姊妹,我們要爭氣!……有人說「你們這些假善人,常說支持教宗,現在教宗快要出聲了,你們這群人肯定很快就會背教了。」

各位兄弟姊妹,我們要冷靜!我們信的是天主的教,耶穌的教,在這教會內最高權威是教宗……教宗批准的任何事,我們不可以批評。』

當然,我們做事的最後標準還是良心。教宗方濟各會接受我們良心的質疑。

我又說過:『……如果沒有地方公開祈禱了,你們可以在家裡祈禱,即使沒有機會領聖事,天主耶穌一樣會到你們心裡來,就算沒有機會做神父,回鄉耕田也可以……教宗本篤說過:「為了信仰我們要接受眼前的全面失敗!」初期教會等了三佰年……堅持到底的才能得救。』

以上是我在2016年6月說過的話,我今天還是這樣說。你們的處境可能比那時更艱苦;還是要堅持,要冷靜,要爭氣!

我曾說過:不能「造反」,不能做「非法的事」,教宗不給你們地下主教了,將來不是沒有神父,沒有聖事了嗎?天主還能支持你們的信仰!千萬不要擅自祝聖主教。可以犧牲聖事,不能犧牲信仰!切記!切記!

每天在心中分擔你們痛苦的老若瑟

分析(教宗)對我們最初呈上的5個疑慮的答覆

2023年7月10日,五位樞機向教宗提出了5項懷疑,翌日7月11日立刻收到了教宗的答覆,因為那些回覆並不直接答覆我們的疑慮,我們在8月21日簡化了那些問題再呈教宗,使他能清晰地答「是」或「否」。現在,既然羅馬教廷已經公開了教宗的答覆,我認為我們應該對他的回覆作出分析,以讓信眾了解我們五人為何認為這些答覆沒有清晰解除問題。由於時間緊迫,我未有徵求其他四位樞機的意見,因此只有我個人對這「分析」負責。

前提

對教宗的回答提出質疑不是太冒昧嗎?不會,原因如下:

1. 任何一個成熟的天主教徒都不會認為,如費爾南德斯(Cardinal Fernández)樞機所說:「任何與教宗提出疑問的人都是異端和分裂份子」,事實上,我們的教宗曾非常謙遜地承認他自己的錯誤和他之前的教會成員所犯的錯(例如,他曾前往加拿大,花了六天時間,為多年前寄宿學校對原住民青年犯下的所謂殘忍行為認罪)。

2. 我放心作出下列分析也是因為我有充份理由懷疑這些回覆並非出自教宗之手筆。這次我更可以引用費爾南德斯大樞機在談到一份經教宗授權簽署的文件時所說的話,來支持我的行動:「我在文件中嗅不到教宗的氣味。」事實上,這次回覆之迅速(7月10日呈上,7月11日回覆)教人難以置信;2016年的那廣為人知的「懷疑」(Dubia)卻被置之不理,強烈的對比,讓人懷疑這些回應是今次主教會議的組織者(可能更是在費爾南德斯大樞機的幫助下)早已擬定的一些答案,以應付擾亂其議程的人。

3. 還有,基本上,我同意教宗大部份的回覆,只是對我們的懷疑卻未有作出準確回應,而且有些回覆某程度上還證實了我們的疑慮。現分析如下。


(1) 教宗方濟各對第一個「疑問」的回應

(a) 答案取決於您對「重新解釋」一詞的意思。如果將其理解為「更好地解釋」,則該說法是對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確認,有必要透過釋經學者的工作(我會加上神學家的工作)「教會的審斷才能更成熟」(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天主的啟示》教義憲章,12)。

(b) 因此,雖然神聖啟示確實是不可變的且始終具有約束力,但教會必須謙虛,承認她永不會盡淨發揮「啟示」的深不可測的豐富內容,並且需要對其理解有所成長。

(c) 因此,她對自己在訓導中所確認的內容也會有更加成熟的理解。

(d) 文化改變和歷史上的新挑戰不會改變神聖啟示,但可以刺激我們更好地表達出其豐富內容的某些方面,並且總能夠提供更多。

(e) 這會無可避免地導致教廷對過去的一些聲明作出更好的表達,事實上,整個歷史中都有發生。

(f) 在一方面,教會的訓導權確實並不在天主的言語之上,但聖經的文本和聖傳的見證也確實需要解釋,好能將它們的永恆的實質與文化的制約區分開來。例如,在聖經文本(如出谷紀 2120-21)和一些容忍奴隸制度的訓導言論中(參見教宗尼閣五世,《當不同之時》詔書Bull Dum diversas1452),這一點是顯而易見的。這不是小事,因為它密切涉及「人不可剝奪的尊嚴」這永恆的真理。這些文本需要解釋。這也適用於新約聖經中關於婦女的某些想法(格林多前書113-10;弟茂德前書211-14)還有一些聖經文本和聖傳文件,今天無法照字重複。

(g) 必須強調的是,不能改變的是「為使萬民得救」所啟示的一切(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天主的啟示》教義憲章,7)。因此,教會必須不斷辨別什麼是救恩所必需的,什麼是次要的或與此目標不太直接相關的。在這方面,我想回提一提聖多瑪斯.阿奎那所說的:「愈討論到細節,愈難指出有關的原則」(《神學大全》I/II q.94,第4條)。

(h) 最後,任何一條真理,孤單地,即抽離神聖啟示整體豐富而和諧的背景,就永遠無法充分理解它。「真理的層次」也意味著該將它們每一條與中心的真理和教會的整套教義恰當地聯繫起來。這最終可能導致同一真理能以不同的方式解釋,儘管「有些人只期望一個結構結實的整體,大家堅守,不容半點細微的異見,對他們來說,多思潮的現象就顯得不可取並導致混淆。但福音具有取之不盡的富饒,上述不同思潮其實有助發掘和發展其不同的幅度」(《福音的喜樂》宗座勸諭 Evangelii gaudium40)。每一種神學思潮都有其風險,但也製造機會。

分析對第一疑問的回覆

我同意(a)(b)(c)(d)(e)段的一些觀點,其中談到了教會訓導的進步:更好的理解、更好的表達、更好的解釋、某些方面更明確、更成熟的判斷……。

所有這些都是對的,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教會訓導以前所說的話。聖紐曼樞機說過,教會教義的發展總是忠於其本質的。聖神不會否定自己。

(f)(g)(h)段更為複雜。

(f)段

奴隸的制度 —— 奴隸制曾是社會秩序的重要組成部份。即使是最受人尊敬的哲學家,如柏拉圖和亞里士多德,也認為人分為三類:哲學家、士兵和奴隸。初期的基督教團體根本無法想像能夠改變這一切。但聖保祿寫給費肋孟的書信表明,人是天主的兒女這概念,已開始從根本上改變主人與奴隸之間的關係,並最終對奴隸制度本身提出質疑。

女性的處境——當你了解到伯多祿神恩和瑪利亞神恩是多麼珍貴時,你就會發現它們是兩種不同的任務,但這並不存在尊嚴高低的分別(請想一想母親的力量是多麼巨大,因為她在培育年輕生命方面有舉足輕重的地位。即便這些新生命後來成為國王和皇后,他們也會認為孝敬皇太后是絕對應該)。

(g)段

「為了拯救所有人 」這一句並不單單指啟示的一部份,而是整個啟示;而啟示的內容的確構成了一個價值等級,但這卻是一個和諧的整體,不能從中取捨。

(h)段

然而,(h)段中所指的神學及其帶出的「風險」,這「風險」怎麼可以泰然接受?我不禁要問:難道教會的權威沒有責任去保護信眾免受「可能威脅信仰純正」的風險嗎?


(2) 教宗方濟各對第二個「疑問」的回應

(a) 教會對婚姻有非常明確的理解:男人和女人之間專一的、固定的、不可拆散的結合,自然對生育開放。只有這種結合才能稱為「婚姻」。其他某些形式的結合「僅以部分或是以類比的方式」實現它(《愛的喜樂》宗座勸諭Amoris Laetitia292),因此它們不能嚴格稱為「婚姻」。

(b) 這不只是名稱的問題,我們稱之為婚姻的現實是有獨特的本質構成,需要一個專有的名稱,不適用於其他現實。毫無疑問,這不僅僅是一種「理想」。

(c) 基於這個原因,教會避免任何可能與此信念相矛盾的儀式或聖事,以免暗示非婚姻的事物被承認為婚姻。

(d) 然而,在我們與人的關係中,我們絕不能失去牧靈的仁愛精神,它應該滲透到我們所有的決定和態度中。捍衛客觀真理並不是這種仁愛的唯一表現;它也包括仁慈、耐心、理解、溫柔和鼓勵。因此,我們不能成為一味否定、拒絕、排斥的判官。

(e) 因此,牧靈上的審慎必須適當辨別,是否有人或多人所請求的不同祝福形式並不傳達錯誤的婚姻觀念。因為當有人向我們請求祝福時,這是在表達向天主尋求幫助的懇求,求天主使他們生活得更好,是對天主的信任,信仰祂是我們的父親,祂能夠幫助我們活得更好。

(f) 另一方面,雖然有些情況從客觀角度來看,在道德上是不可接受的,但同樣的牧靈仁愛精神要求我們不要簡單地將其他人視為「罪人」,因為這些人的罪過或責任可能會因各種因素減輕犯罪者主觀的罪責(參見聖若望保祿二世:《論和好與懺悔》勸諭Reconciliatio et Paenitentia17)。」

(g) 在某些情況下,某些決定可能說是出於牧靈審慎所做的,但不一定該成為一種規範。也就是說,一個教區、一個主教團或任何其他教會架構,不斷地和正式地為各種事務啟用程序或儀式是不合適的,因為並非所有「針對個別情況所作的分辨結果」都應「被提昇到普遍原則的層次」,因為這會『導致不能接受的「個案詭辯」』(《愛的喜樂》,304)。教會法不應也不可能涵蓋一切,主教團也不應以其各種文件和規矩這樣做,因為教會的生活除了規範性管道以外也可通過許多其他管道進行。

分析對第二疑問的回應

(a)(b)(c)段重申了唯一真正的婚姻觀念,相信沒有一個天主教徒會否認這一教理。但是,(a)段其中一句卻讓我們非常擔心,它引用了《愛的喜樂》(Amoris Laetitia)中的一句話:「其他形式的結合只是以部份和類似的方式表達婚姻中的愛」!?

同樣令人難以理解的是(e)(g)段中說在某些情況下教會可以某些形式祝福同性之間的結合。這種結合難道並不包括同性之間的性行為?這顯然是有罪的,正如合法婚姻之外的任何性行為都是有罪的一樣!

關於我們對同性戀者的一般「牧民態度」,第(d)(f)段偏重於將「理解」和「溫柔」與「僅僅」捍衛客觀真理,與「僅僅」否認、拒絕和排斥,與「僅僅」將同性戀者視為罪人對立起來。其實我們深信,我們必須以理解和溫柔的態度向他們說明同性性行為是一種罪,是違背天主愛的計劃的客觀事實。我們還必須鼓勵他們返回教會,相信天主會幫助他們背負沉重的十字架,走向永恆的幸福。

(g)段從牧民的角度完全站不住腳。在如此重要的問題上,教會怎能不給予信徒明確的規則,而輕信個人的辨別能力?讓人人照個別情形去決定不正會引起極度的爭論和混亂,這難道不會危害靈魂的救贖嗎?


(3) 教宗方濟各對第三個「疑問」的回應

(a) 儘管您們承認教會的最高和完全的權柄是由教宗憑藉其職位以及世界主教團與首領羅馬教宗共同行使的(參見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教會》教義憲章,22),現在你們向我提出這些問題,您們表明了您們有參與、自由表達意見和合作的需要,從而要求在履行我的職責時採取某種形式的「共議精神」。

(b) 教會是「傳教的共融奧秘」,但這種共融不僅是情感上的或是虛無縹緲的;它必然意味著真正的參與。不只是聖統層級,而是全體天主子民都可以用各種方式、在不同層面讓自己的聲音被聽到,並感受到自己是教會旅程的一部分。 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們可以說,共議精神作為一種風格和活力,是教會生活的重要維度。關於這一點,聖若望保祿二世在《新千年的開始》宗座牧函(Novo millennio ineunte)中說了一些非常美麗的話語。

(c) 將會議神聖化或強加一種特定的共議方法來吸引某一組別的人,使其成為每個人的規範和必經之路,這是另一回事,因為這只會「凍結」了共議的旅程,忽略了各個特殊教會的不同特徵,以及普世教會的豐富多樣性。

分析對第三疑問的回應

我們最初提出的疑慮是:主教會議並非由整個主教團組成,但本屆會議似乎要解決那些只有與教宗一起召開的大公會議才有權決定的問題。這是錯誤的。

但(a)段的回覆似乎只將synodality簡單地理解成在教會中共議和同行。從這個意義上,這次樞機們向教宗提交5點疑慮,證明他們同意這個主教會議「共議同行」的原則。

(b)段繼續引伸以上的理念,指出「所有天主子民都以不同方式在不同層面參與傳教事務」。在這裡,千萬別忽略「以不同方式及於不同層面」這點。其實,主教會議的文件在某程度上甚至承認了「準備決定」與「正式作出決定」之間的區別(即「參與決定的過程」與「作出決定」本身之間的分別)。可惜,同樣的文件也提出,教會高層不僅要「聽」,更要「聽取」,即服從人民(即平信徒)的聲音,這等於改變了耶穌在宗徒上所建立的教會及其聖統制,猶如把金字塔倒轉過來。


 (4) 教宗方濟各對第四個「疑問」的回應

(a) 「教友們的普通司祭職和公務司祭職人員……有實質的分別」(梵蒂岡第二大公會議,《教會》教義憲章,10)。堅稱某種高低的差異是不恰當的,因為這意味著將信徒的普通司祭職視為「二等」或價值較低(「較低等級」)的東西。這兩種形式的司祭職相互照亮和支持對方。

(b) 當聖若望保祿二世教導我們必須「決定性地」確認不可能授予女性神職品時,他絕不是在貶低女性,並將至高無上的權力賦予男性。聖若望保祿二世也肯定了其他的事情。例如,當我們談到司祭的權柄時,「這裡是『職務』的問題,而不是『地位』和『聖德』的問題」(聖若望保祿二世《基督信友平信徒》勸諭Christifideles laici51),我們還沒有充分理解這些話。他明確認為,雖然神父獨自主持聖體聖事,但這項任務「並不意味某些人比其他人優越」(聖若望保祿二世《基督信友平信徒》勸諭,註釋190;參閱信理部《婦女與聖秩》宣言Inter insigniores6)。他還指出,固然司祭的功能是聖統制的,但它不應該被理解為一種統治形式,而這制度「完全為了聖化基督成員的」(聖若望保祿二世〈婦女的尊嚴與聖召〉宗座書函Mulieris dignitatem27)。 如果不理解這一點,並且不從這些區別中得出實際結果,就很難接受神職人員只為男性保留,我們也將無法承認婦女的權利或承認她們也需要以不同方式參與教會的領導的必要性。

(c) 另一方面,為了嚴格起見,讓我們承認,對於「什麼是一個有決定性和權威的教義」尚未有一套清晰的概念。這不是一個教條式的定義,但所有人都必須遵守。沒有人可以公開違反它,但它可以成為一個研究主題,就像研究聖公會神職品的有效性一樣。

分析對第四疑問的回覆

關於公務司祭職,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指出,它與普通司祭職「不僅在程度上不同,而且在本質上也不同」。通過聖事按立,聖職人員「以基督的身份 」於更高的程度上參與基督的司祭職。然而,在這裡我們談論的是職能,而不是個人的地位、聖德或任何其他優越性,正如教宗在引述《基督信友平信徒》勸諭(Christifideles Laici)時所申明的那樣。

在(c)段中,教宗承認男性獨享公務司祭職雖不是信理,而是明確、清晰和具權威性的聲明,所有人都必須尊重;但答案卻留下了一條尾巴:「但它可以是一個研究課題,就如英國聖公會中按立聖職的有效性一樣」。因此,儘管有了確切的聲明,將來仍有可能就這議題「無休止地」進行討論?!除此以外,這裡所用的例子並不恰當,因為聖公會中按立聖職的有效性是一個歷史問題,而我們的這個問題卻屬於神學性質。


(5) 教宗方濟各對第五個「疑問」的回應

(a) 悔改對懺悔聖事的有效性是必要的,並且意味著立志不再犯罪。但這裡不是數學計算,我必須再次提醒您們,修和室不是海關。我們不是聖事的主人,而是謙卑的管家;聖事滋養信徒,因為天主的這些恩賜,不只是需要保存的聖髑,而是聖神對人們生活的幫助。

(b) 表達悔改的方式有很多種。通常,對於自尊心嚴重受創的人來說,承認自己有罪是一種殘酷的折磨,但願意走近修和室的舉動本身,就是悔改和尋求天主幫助的象徵性表達。

(c) 我還想提醒一下,「有時候,我們在牧靈工作上,感到難以體現天主無條件的愛」(《愛的喜樂》,311),但我們必須學會這樣去做。跟隨聖若望保祿二世,我堅持認為,我們不應該向信徒要求對改過有過於精確和肯定的計劃,這最終會變得抽象甚至自戀,而即使預期再次會跌倒,「也不等於沒有定改心」。(聖若望保祿二世,致威廉.鮑姆樞機( William W. Baum)及聖赦院年度課程參加者的信,1996 3 22 日,5)。

(d) 最後,必須明確的是,當一個人處於臨死的痛苦,或精神和心理的能力非常有限時,與告解相關的所有條件通常都不適用。

分析對第五疑問的回覆

(a)段

正因為我們是聖事的管理者,而不是聖事的主人,所以我們必須遵守規則,確保懺悔及定改的完整性。為什麼說我們這樣做是會把修和室變成「海關」一樣?

(b)段

聽告解的人不能羞辱告解者,但告解者必要謙卑,他該知道為得罪赦,不再犯罪的志願是必須的(同時也要避免任何犯罪的機會)。當然,當刻真誠的許諾並不完全能免除重蹈惡習的可能。但重要的是要明白,罪會令我們遠離天主,遠離我們的幸福,不只是永恆的福樂,還有此時此地的心靈平安。

我們也深信,我們必須學會真正成為天父無限仁慈的使者,即使我們都是罪人,天主也有能力使我們成為聖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