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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個討論“Synodality”的主教會議的前一半已完成。但令我們非常驚奇的是，大會的「評導員」Cardinal Jean-Claude Hollerich 說大會仍未能為“Synodality”賦予一個定義。他說：「我們仍在學習的階段，“Synodality”並不是一個概念，而是一個經驗、一個程序，這程序在會議中好像進行得不錯。」 如果沒有一個清晰的概念，他是依照什麼標準說Synodal process進展得不錯？教會正在漸漸變成Synodal？ 這個會議的主題是“Synodality”，照其希臘文字源(字的根源)，意思「共議同行」，而它又有一個副主題，「參與、團結去執行福傳的使命」(Participation, Communion for Mission )。 為很多語言(中文也不例外)根本不可能直接翻譯“Synodality”這個字，所以現在唯有用這個字源的意義，來代替它：「共議同行」。我們也假設副主題忠實地講出了主題。這樣香港教區便很勤力地討論了「如何能夠透過共融去參與教會的福傳使命」。 有人恐怕還會猶疑：一方面大會的領導人說「這個“Synodality”是教會的必要因素」。這看來理所當然，我們的教會是至一、至聖、至公，從宗徒傳下來的，「參與」是教會生命中一個恆有的因素。但另一方面又說「“Synodality”是天主特別對今天教會的期待」，這是否意味它是一件新的事物？這兩個說法有否矛盾？ 當然我們沒有理由假設有矛盾。也許這個“Synodality”並不是全新的，只是要求我們更新，給予一個新的動力，使能更深化這種參與的精神，加強福傳的使命。 這樣瞭解了主題，香港教區便積極地對於今次主教會議的題目進行討論。我們的教區並不屬於任何主教團，不屬於國內的，也不屬於台灣的。在教區內舉行這大會的第一階段(地方教會)時，不分教區和主教團的兩個層次。 我們的教區舉行了十三次公開討論會，有1200人參加；又舉行了170次小組神修對話，有930多人參加；還有發出的書面問卷，有1278個回覆，來自150個團體，加起來也有2000多人。所有收集到的意見，以一個科學方法將它綜合起來，最明顯的結論就是，我們需要培育 ，這包括神父、教友，尤其是青年人的培育。什麼方面的培育？關於勇敢發言和細心聆聽，關於共負責任及服從權威，關於和其他宗教及社會各方面的對話。 在這裡我想補充一下：香港教區是最多華人教友的教區之一，人口密集也有助溝通及參與。其實，我們教區的信友一直都很積極活出「共議同行」的精神。於二千年開始之初，即我們剛回歸中國的時候，我前任主教胡振中樞機領導我們，舉行了一個教區會議(1999-2001)。 全體成員約200多人： 25位當然成員，即教區的領導； 45位由負責牧靈的神父選出； 20位男修會及傳教會； 30位修女； 78位平信徒，其中 58位堂區選出； 10位教區委員會代表；
10位公教信徒善會代表；
10位主教任命 開會程序：大會分成七組，每組負責研究一個題目 1. 教友培育與職務 2. 青少年牧民 3. 關社(僕人及先知色) 4. 傳揚福音(向教外人) 5. 婚姻與家庭牧民 6. 教育與文化 7. 教區司鐸的聖召栽培及持續培育 討論步驟： 第一步：首先我們會觀察 ，針對每一個題目在教區裡現狀如何。第二步：就是評估 ，依照教會的道理和原則，評估這現狀是否符合我們教會牧民及福傳的方向；最後一步就是決定 ，需要做什麼。這可以說是沿用「天主教國際工青會」會祖創始而很多公教團體沿用的程序。see, judge, act的三步曲。 這會議表決了一些很有智慧的建議，使我接任教區主教時，祇需遵從那些決議，不必設計一套自己的牧民計劃(希望大家還能找到《天主教香港教區會議文獻》來閱讀)。 前面我們說：教區對今次會議的題目作了積極的討論。但因為“Synodality”這個字不易翻譯，我們祇是從字源的籠統意義，對「共議同行」作出了研究。這卻遠離了“Synodality”在教會內 的實質意義，Synod(與Council通用)在教會內 是一件歷史事實，Synodal, Synodality都來自Synod。 「共議同行」？當然應該，但在教會內 ，誰同誰「共議同行」？同行的目的地是哪裡？有否領導人保證大家不會迷路？ 正為解答這些問題，教廷信理部委任其屬下一個國際神學小組撰寫了一份文件，名為《教會在生活中及執行福傳時的“Synodality”》。該小組從2014年到2017年寫成了這文件，由信理部部長確認，並得教宗方濟各批准而在2018年5月2日公佈。 這文件當然被列在對主教會議有關的資料中，但主教會議秘書處卻並不多用(奇怪！)。 對照信理部的那文件和主教會議秘書處的文件，我們可以發覺有兩種絕不相同的教會觀。【前者】從新約證明教會是耶穌在宗徒們身上建立的，由宗徒的繼承人及領受聖秩的神職人員領導，大家邁向天上的耶路撒冷前進。【後者】說教會的主要特質是“Synodality”(又說不清楚那是什麼)，說它是領了洗者的民主集團(領了洗者？他們還去教堂嗎？他們從聖經學習道理，由聖事取得力量嗎？)。 【後者】若被認同，那末教會裡什麼都可以改變了：信仰道理可以變，倫理道德的紀律也可以變。 有人會說：這不是指控大會秘書處有陰謀(conspiracy)嗎？有agenda(預定而不說明白的目的)嗎？ 他們當然否認有agenda，但我們不能太天真，看看最近幾個主教會議：兩次討論家庭的主教會議後，在《愛的喜樂》勸諭中有一個註解，讓神父們可以按環境決定，准許離婚而再婚者也可以領受聖體。在Amazon會議中有一條決議支持“viri probati”，那些德高望重的教友，雖結了婚、有家庭，也可准他們做神父。雖會議後的宗座勸諭並沒有認同這決議，但留下這議題，鼓勵繼續討論。這些不是agenda嗎？ 看看這次主教會議召開前，在德國已進行一個所謂“Synodal Path”，一群不知有什麼代表性的教友，和已佔多數而未夠三分二的主教們，高談神職「性侵犯」，說其根源是「神職主義」(神職霸權)，表示教會的制度大有問題，需要徹底的改革(把那金字塔倒轉來)，教會的性倫理也該追上現代的文化。教廷至今還沒有堅決喝止他們。其實梵二後不久，在荷蘭教會內也有了類似的運動(竟出版了一本「全新的」《天主教教理》)，那運動使今天的荷蘭教會幾乎瀕臨死亡的邊緣。這一切不使我們擔憂嗎？ 這裡我以為談談聖公會內發生的事也不離題。最近，一個代表全球聖公會85%的Global Anglican Future (GAF) Conference寫信警告Westminster的大主教，說：除非他悔改(不再堅持承認同性婚姻)，否則他們再不會接受他的首席權。 恐怕有些人在主教會議秘書處第一份厚厚的文件中，沒有特別注意到，他們竟說『推行“Synodality”精神的最大阻礙將是「神職主義」』！？他們也強調「神職主義」是性侵犯的基本根源。那真荒謬之極。「性侵犯」、這大災禍、的根源當然是現代的「性文化」、性氾濫，它也滲入了教會，甚至滲入了栽培神職的修院。 在那文件中還有長長的「清單」，列出世界上、教會裡，一切可能所有的問題，似乎是說：祇有“Synodality”才能幫助教會面對這些問題。但我「本能地」以為他們關心的是那「清單」的尾項：那些因特殊性傾向而被教會排擠的(LGBTQ這名詞竟堂堂登上了教會文件！)。 終結這大會的第一、地方性、的階段，究竟在推動者的眼裡算不算成功？我以為並不成功。他們希望的應該是收集很多動人的經驗，讓大家看到被教會排擠的人是多麼可憐，在這事實的基礎上建設革新的“Synodal”教會。但首先，很多教友根本不明白他們的這計劃，其次，參與諮詢者的數量也不理想(按可靠的統計，參與者祇有教友的1%左右)。這也難怪誰，諮詢時間不夠長，covid 19也使集會很有困難。他們勉強扮樂觀，說大家對他們的指示都作了踴躍的回應。 進入第二階段(此階段是以大洲作單位)。他們將之分成七個聚會，中央秘書處主任及Cardinal Relator親自去領導，他們又帶了幾位所謂Facilitator(協調員)參加了七個聚會中的六個。 代表我們亞洲的當然是The Federation of Asian Bishops’ Conferences (FABC)，香港、澳門雖不屬任何主教團，但也是FABC成員。 參加這會議第二階段的是在第一階段曾參與推進會議者，現在是由中央來到的人領導。開會的內容仍是分享經驗，尤其是因性生活或婚姻狀態不正規，而被團體排擠的，他們是「不在場」者。會議先是分小組，在圍住圓桌的櫈有一張是空的，提醒大家要記得那些不在場者，與會者轉述他們悲慘的經驗，描寫他們怎麼不被團體接納。教會不是應該歡迎所有的人，「所有的」，「所有的」，一個也不能缺？這些分享當然會引起同情。 他們用了一個很特別的方法，稱之為“Conversations in the Spirit”(在聖神中對話)，不斷叫人祈禱，祈禱之後分享，分享之後再祈禱，再分享，這方法強調要聆聽別人，再將自己分享的內容改善。他們說：爭論不好，因為爭論造成分裂。 這不是等於說不要討論？但開會其實是需要解決問題，正因為有問題才需要討論，討論當然該以聖經和聖傳為基礎。而討論之後才有結論，那個會議才算成功。至於祈禱當然重要，開會前該已累積了許多祈禱，開會時期每天的祈禱也該更熱切，但不該用掉太多開會的時間來祈禱。這第二階段仍是強調分享，僅有非常少的討論，所以只能說，這第二階段也純粹屬於準備性質，並未進入開會討論的模式。 一位加拿大耶穌會士，額我略大學的教授Fr. Tony Lusvardi說：這“Conversation in the Spirit”並不來自聖依納爵，是來自加拿大耶穌會士。這方法並不是用來作「辨別」，祇是用來使大家平靜心情，避免一開始討論就爭論得面紅耳赤。而且也不是什麼問題都需要辨別，都可以辨別的，假如一件行為已肯定是罪惡，怎麼能辨別是否可以做它？再者，在耶穌會內祇有長上有責任、有權作出決定，會士必須聽命“perinde ac cadaver”(如屍身一般)。 強迫用這方法不正是為了避免討論？全是心理學、社會學，沒有信仰道理，沒有神學分析！ 在分享中提到的一些問題顯然有爭論性，在全體會議中看來也有人特別關注，這樣至少也已有了一個討論的開始。 FABC是一個非常有效的組織。於2022年，為慶祝FABC成立50周年，他們舉辦了一個很大規模的“Conference”，綜合這幾十年來亞洲教會的經驗，發展的程度，尤其是目下需要面對的問題。 中央有人來領導會議，但FABC會後的報告，其實資料取自那2022年Conference的，比那數天開會的資料更多。為那些從羅馬有目的來領導開會的人，那報告可能沒有太大幫助。但這些領導人這次也扮樂觀，向外表示大家也很接受了他們的領導。 從大洲階段會議後的大會報告，也就是所謂「主教會議上集」的“instrumentum laboris”，我們至少終於看清楚大會關心的問題是：改革教會的制度及性倫理的問題。 在進入第三階段，即全球性真正主教會議(上集)時，我認為如果再用第二階段的方法 程序 我以為大會應該回到以前已長期遵照的程序，不是因為我愛守舊，是因為那程序能幫助解決問題。先在全體會議中大家聽大家，使大家能看出哪些需要討論的問題，以聖經和聖傳為基礎開始認真討論。最後在語言小組裡結束討論並草寫簡明的決議，經投票通過後，不公開，呈交教宗，作為他的主教兄弟們貢獻給他的意見。 除了那程序大大限制了討論的空間，也有另一個對言論自由的限制。這次開會之初教廷傳播處再三叮囑要嚴守秘密，就算自己發表的意見也不該傳出去，說是為避免給傳媒機會說三道四。但這樣封鎖新聞不正是違反“Synodality”的精神嗎？其實每天還是有記者招待會，但有機會受訪問的祇是那些由facilitator挑選來的「乖孩子」。 不過看來他們不能完全取消大會的全體會議，在那有限的幾分鐘發言中，與會者雖未能盡情討論，至少也有了機會對整個程序及大會的agenda提出了質疑(大會的「總結」中，連LGBTQ這代名詞也不見了)。 大會的成員 這次教宗卻選了很多其他主教(有人說是為「平衡兩個陣線」，那是很政治化的觀點)。以前也有少數神父、修士、修女和教友被邀請參加，但都是以旁聽和專家的身份，不參與投票。 嚴重的改變是：今次有很多男女教友，以有投票權的身份參與大會 ，徹底地改變了這主教會議的性質。 主教會議(The Synod of Bishops)是教宗保祿六世在梵二大公會議結束時建立的，目的是使教宗能定時、對關於某些個別問題、諮詢他的兄弟主教們。是Collegiality運作的工具。有「非主教」一起投票，這會議已不是主教會議了(真如一枝美酒加了一些水份，已不能當那美酒出售了)。 教宗當然可以召開這樣的或任何其他諮詢性的會議，但不再是主教會議。如果2024年開的會議也如2023年的一樣，那末教宗方濟各是否取消了教宗保祿六世所創的主教會議？如果是，那末就不要稱這個是主教會議，免引起誤會。 看到在教廷手冊(Annuario Pontificio )以前的Secretariate of Synod of Bishops已變成了Secretariate of Synod，那是什麼Synod？大公會議也是Synod，教區會議也是Synod，都有聖教法律清楚規定。現在這個「混合性的」諮詢會議是什麼Synod？ 正式的主教會議正式被取代了？教宗必然該向大家交代。難道他不再需要他的主教兄弟們的意見？梵二大公會議不是正強調了教宗和主教們的Collegiality(教宗和主教們是繼承宗徒團體的主教團體)。 有人說我們羅馬教會忘了“Synodality”，東方教會卻把它保存了，那是一個大誤會。一位天主教Byzantine禮儀的主教Manuel Nin O.S.B.說：「為東方教會Synod一向是主教的事，Synod這字並不是關於天主子民的同行，是關於主教們和主耶穌同行(我們要記得的是：東方教會的大主教並不等於我們的教宗，他們作任何重要的決定時，一定需要主教們同意)」。 其實現在把情況「正規化」並不難。所謂「主教會議的上集」並沒有作任何決議，所以還是屬於準備階段，那末祇有「下集」才是正式的主教會議。 讓主教們正式討論已放上議程上的那些問題，由他們(不必由facilitator領導)作出決議，呈交教宗。參加了「上集」的「非主教」成員或可一樣回來參與，也可要求發言，當然代教宗主持會議的都該是主教；「非主教」成員不能和主教一起投票。 更重要的是全體天主子民要積極參與準備今年十月開幕的主教會議。一方面補足準備方面的不足；主教們對那些需要討論的問題的現況，要和神父、男女修會和教友們，進一步瞭解，把「羊群」的氣味帶去羅馬(教宗不可能嗅到全球羊群的氣味)。 主教應該帶領天主子民瞭解主教們在會議中會怎樣，按什麼標準評估這些現況，為作出信仰的結論，來幫助教宗領導天主子民和基督一齊同行，邁向天上的耶路撒冷。 這是艱巨重要的工作，需要主教動員神父、男女修會和全體子民。除了加深對聖經 的認識，對教會的聖傳 也不能或缺，其中最重要的是梵二大公會議的《教會憲章 》。 信理部那份文件 也很寶貴(似乎還沒有官方中文譯本，本人正在負責一個「非官式，非賣品」的譯本，歡迎大家向本人索取，請附上回郵地址，寄香港堅道2-8號 明愛大廈C座一樓 教區檔案處 馮小姐收)。 信理部2014年發表過另一文件「教會內的 Sensus fidelium 」(教友的「信德本能」)，並不是領了洗就保證擁有，需要參與教會的生活，勤閱聖經、勤領聖事、積極參與教會團體的生活才會有這寶貴的恩寵。 聖誕前信理部出了一個「聲明」，《Fiducia Supplicans》(出於對天主信賴的請求)，關於在某些情形下，神職人員可以祝福同性伴侶。 「神職人員能否祝福同性伴侶」這問題，因有些地區竟已擅自作出決定，在教會內形成混亂。這次主教會議開幕前，已有五位樞機向教宗呈上「疑問」(Dubia )，希望他給一個答案，可以避免在會議中浪費時間來討論一個不需討論的題目。教宗在翌日就給了一個很長的答覆(那不可能是教宗自己寫的。照Cardinal Fernández慣用的說法，「你聞不到教宗的氣味」)，更可能是這位樞機和主教會議領導人已預備好，為在會議中反駁「異見者」的「子彈」。 這「聲明」一方面說：同性婚姻絕不可能；但又說在某些情形下，聖職人員可以祝福同性的伴侶。那五位樞機，按教會傳統，希望教宗能給一個「是」或「否」的答案，但教宗再沒有回覆。 這次的「聲明」來得既突然，又無理。突然，因為這問題在主教會議中已進入了討論，當然大家以為在十月再開會時會詳細討論。在這「兩集」會議之間，信理部搶先出這文件，為自己的立場作了煩長的、詭辯的解釋，明明想不再讓會議去討論，那是非常強橫且不尊重會議的主教們。 他們說他們的做法是為避免混亂，但其效果正是一個大混亂，甚至引起一個大分裂的危機：許多主教及主教團都反對，不准神父們給這類祝福，幾乎全體非洲主教及其他許多主教及主教團都反對這「聲明」。 一月四日信理部又出來解釋，說瞭解有人還需要一些時間來明白十二月的「聲明」，也等於說暫時可以不執行十二月的「聲明」，但很多神父和學者要求教廷收回那製造混亂的「聲明」。 我說得很多了，祝大家新年(農曆新年)快樂，不要忘了努力準備十月又將展開的主教會議，真正的主教會議，但由我們全天主子民支持的和主教們一起準備的主教會議。 陳日君樞機 2月15日 聖灰禮儀翌日 附： (1) 今天彌撒第一篇讀經來自申命紀(30:15-20)：「我今天將生命與幸福，死亡與災禍擺在你面前……我今天指着天地向你們作證：我已將生命與死亡，祝福與詛咒，都在你面前。」 (2) 常年期第四主日彌撒的第一篇讀經來自申命紀，最後兩句(18:19-20)：「若有人不聽信他(先知)因我的名所說的話，我要親自同他算賬。但是，若一位先知敢擅自因我的名說我沒有吩咐他說的話，或因其他神的名說話，這位先知應該處死。」 這兩段話應警醒我們大家。 (3) 我看到在主教會議上曾頌唱那美麗的祈求聖母歌“Sub Tuum Praesidium ”。如果有兄弟姊妹學了頌唱這支歌，聖母一定會祝福你們為主教會議所做的一切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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