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pen letter to Rev. Fr. Matthew Josekutty, CMF

Deputy Editor-in-chief of the Sunday Examiner

I gave you the dead-line 16 May, some kind person asked me to move it to 23 May, but what I find now is no apology at all.

Please, you can ignore me, but don’t take me for a fool.

You say: the two articles were neither the official stand of the Church nor of the Sunday Examiner, and you apologize for the confusion created.

What confusion? Have you made them to appear as the official stand of the Church? Have you made them to appear as the official stand of Sunday Examiner? No, you did not.

What you did and for which you have to apologize is the fact that you have willfully chosen to publish those two articles, one of which is an arrogant and preposterous insult to the two popes we so deeply venerate and love, and the other is a biased and untruthful criticism of a CDF statement, which is faithful to Catholic moral teaching that homosexual partnership can not be blessed as marriage, but in the same time (as you were forced to admit in your following piece of news) it calls the Christian community to welcome with respect and sensitivity persons with homosexual inclinations, because no one can be excluded from the care and love of the Church.

I am justified to say that you did it willfully and not as a casual overlook, because you had thousand possibilities of choice, but you chose those two poisonous pieces.

It betrays a seriously wrong mindset, for which you (or the one who has to take the responsibility for you) are to be considered as a dangerous person and unfit for the job, which is to give healthy food to the faithful who read this our paper.

Either you resign or I should warn the faithful to avoid reading the paper.

An enraged old man

Cardinal Joseph Zen

多謝教廷國務院秘書長

他講了一些難得的真話,講了一些明顯不符事實的話,又講了一些自我矛盾的話。

教廷國務院秘書長(也就是教廷外長)在接受《America》訪問時額外坦誠地說了一些使我們更有理由堅持我們立場的話。

(1). 他說:“the Holy See actually negotiate with a very, very small group of people from that (huge) structure (of chinese republic). So it is quite difficult to understand what the impact is, or what they take back to Beijing or what we bring to Beijing.”(恐怕他想說 “what we bring to Rome”?)中梵談判祇「在某一等級」。

也就是說並不到政府最高層,那末那2018年的秘密協議是誰簽的?不是兩方外交部的副外長代表兩方政府簽的嗎?如果不是,那末祇在哪個層面生效?這是非常嚴重的聲明,秘書長是否犯了大錯,說了真話?又問:那歷史性的「兩外長握手禮」又代表什麼?並不真有什麼重要了?

(2). 他說:“The Holy See does not have a policy, a diplomatic policy, of denunciation almost anywhere in the world.” 教廷並沒有外交原則為世界任何冒犯人權的國家提出指摘

但教宗多次也作了嚴厲的指摘。秘書長難道忘記了比約十一世反納粹政府的 “mit brennender Sorge”,反法西斯政府的 “non abbiamo bisogno” 及比約十二世的 “Humani generis”?

還有那些教宗比約十二世指摘中國無神政府的 Cupimus in primis(1952)Ad Sinarum gentes(1954)。

直至極溫和慈祥的本篤十六世,在他2007年致中國內的天主教子民的信中,也清澈而決斷地說:「與合法的政權持續衝突並不能解決現存的問題。但同時,當政權不恰當地干涉教會的信仰和教律時,我們也不能就此屈從。」(第四章第七節)

(3). 他說:“you have to ask what effect a statement is going to have. I don’t think that grandstanding statements can be terribly effective.” 你作一聲明時該問這聲明會有什麼效果。我不以為一些大聲指摘的言論會有什麼了不起的效果

但(一)教廷不還是作了這樣的「言論」嗎?(見上)

    (二)如果要期望有好效果才作出聲明,那末教廷真的幾乎什麼也不該說了。

    (三)而且:什麼是好效果,什麼是壞效果?按信德的角度還是按世俗的利害?

    (四)聖經不是說真理常該宣講的嗎(不論合時不合時 opportune et importune)?!

    (五)對緬甸政府的指摘未必會見效,但對中國和香港的緘默卻重重傷了無數忠誠信友的心!

(4). 他說:“democracy has different forms…democracy gets into difficulties if that culture is very superficial.” 民主能有不同方式,如果某地方的文化膚淺,民主會有問題

難道他以為香港還不配有民主??

(5). 他說:“Catholic community (in H.K.) in itself is significantly divided” 教廷不易任命香港主教,因為香港內部也分裂

(一)那末,一直分裂存在,教廷什麼也不能做了?新主教也無限期不會有了?

(二)分裂是勢均力敵嗎?其實人民都站在抗爭民主自由的一邊,而親中的也是為了服從教區當局,而教區當局莫非為服從 Parolin?

(6). 他說:“the responsibility (for the appointment of the Bishop) is with the Congregation for the Evangelization of Peoples.” 他不知香港幾時有新主教,因為任命香港主教是傳信部處理的

謝謝你,Archbishop Gallagher 現在我們知道向誰寫信了。

教友們,快寫信給 Cardinal Tagle

我回來了

現在訊息傳得這麼快,消息也會傳得更亂,心急要出來澄清,但可能又引起新的誤會,心急要參加討論,但根本不能有一個同時間、同平面的討論,當你以意見B回應意見A的時候,已有意見C,不是為了回應你而事實上回應了你的意見B。

當然做了社會中發聲者,也不能太長期站在一邊,你講的話或許還能啟導某些人,安慰某兄弟,鼓勵某同道。

今天的時間比以前的跑得快,離開了香港幾天也好像離開了幾十天,不追上新聞,不知道別人最近發表的意見,心急想說話,應該是不負責任的吧。不過,看看上次登上Blog的日期已一個月前,覺得還是要寫兩句,至少該向朋友們報平安。

(A) 最近我做了什麼?心血來潮又去了羅馬(這是最後的「最後一次」)。駐港意領事,證明我有急事要辦,准入意境,停留120小時。

我經倫敦到羅馬,馬上到Santa Marta宿舍交了一封信給教宗方濟各的一位秘書,有人說他是好人一定會把信交給方濟各。信中我要求教宗給我半個小時談談香港主教的事。我一直抓着電話,但方濟各沒有叫我,最後還是無功而歸。我並沒有抱怨,我知道教宗一定很忙,知道我的信能到他手中也已心滿意足。

回來後當然要隔離14天。我有舒適的房間,門外就是天台。一切有團體照顧(還有教友送來的食品),簡直是在度假。12號解禁出來你們一定會看到我胖了不少。

(B) 不過我順便說一聲,我如果肥胖一定不是因為我吃了月餅,今年我決定了中秋節及前後都不嘗月餅,為表示同監獄內的朋友們同甘共苦,各位朋友很對不起,今年使你們失望了,請原諒。

從我天台我能見到月亮,這幾天已很燦爛。希望今夜月亮也能衝出烏雲,來祝福我們。

我書房的那幅畫(我正慚愧我還沒有感謝澳門藝力啟智協會藝術總監楊偉仲先生的畫,朋友們都說很美。楊兄弟,萬分多謝,願主祝福)使我回想去年在獅子山頂的情景。那些振奮人心美麗的事都屬於過去了。重要的是我們勿忘初衷,兄弟爬山,一齊努力!

(C) 國安法使我們要重整我們抗爭的策略。我們已沒有基本法的保護。面對一個專制政權的迫害我們怎麼應付是一個很艱難的問題。兄弟們要謙虛彼此信任,彼此容忍,絕不割席!

得知陳淑莊姊妹(小妹妹)選擇站在另一個崗位上,我們祝福她,祝福她的好媽媽。這麼多次能和Tanya並肩作戰是我這老人家的榮幸。她肯定還常會和我們在一起的。Tanya,加油!

(D) 我已多次表態:我對湯樞機(從96年來我們是兩個難兄難弟)基本上是同情,如果我在他的位也真不知怎麼應付,當然還好有得力助手幫忙。最近他忙得很,又家書,又牧函。有人說署理的署理幫了不少忙。我怕有些地方幫了倒忙。

我以為牧函的題目有些問題:「教會保持共融」。誰教會共融?聽來牧函不是對教會內的人說話,我們似乎不算教會內的人,如果對象是我們不是該說「保持教會內共融」?

主教牧函的題目也有詳細註解是公教報的一個偉大創新,但在共融的分類前,先該解釋「共融」。

共融自主的人才能共融,鳥籠中沒有共融。

明白教會的道理,一齊信主、愛主才成共融。大家一齊屈服在強權下做奴隸根本談不上共融,因為他們已被剝削了做人的權利。

其實這些道理純樸的教友都明白,祇有自以為是「教會」的人卻不明白,這幾天的福音中耶穌教我們做小孩子也就是這個意思吧!

我特別害怕的是把「憤怒」和「仇恨」不分清楚。兩者不易分清楚,憤怒容易變成仇恨,但這是教會倫理的一個重點。教宗若望保祿二世很緊張地提醒過華里沙。

聖若望保祿二世的禮儀紀念日是本月廿二日,今年又是他誕生在世的一百週年,大家要記得!

致《公教報》編輯的公開信

請不要讓《公教報》陷教宗於不義

《公教報》編輯閣下:

教宗方濟各七月五日三鐘經講話中偏離了事前發出的講稿,略去了關於香港的部份。對這不尋常的做法梵蒂岡保持沉默。

外界對此有三種看法:(一)教宗發出講稿後以為還是不講更好。(二)教宗受到中國駐意大使反對,決定不講。(三)教宗故意發出講稿,但並不準備讀出那段講詞(為討好兩方?)。

(一)的問題不大。(二)的看法會使不少人不滿,但他們也會體諒教宗。(三)的看法是控告教宗不仁不義,用欺騙手段應對雙方(其實這樣做法也不會成功,卻使雙方都會強烈不滿,有人會以為教宗這麼愚蠢嗎?)。

看貴報第3989期社論《為甚麼教宗沉默不語?》,第五節竟贊同這第三看法,不可思議!這豈不是陷教宗於不義?!《公教報》自作聰明想為梵蒂岡解圍?事實上不是越幫越忙嗎?

閣下最好在社論下也加註:「社論由編輯負責,與教區當局無關。」否則這樣的社論不也會「陷教區當局於不智」?

除了解說七月五日的事,社論第二、三、四節也為我們指出教宗這七年來處理中國教會的大原則,要我們去看看《福音的喜樂》222-237節。

在《福音的喜樂》第四章「福傳的社會幅度」的第三條「公益和社會和平」(217-237節)教宗指出四個原則,並說是「來自」教會社會訓導的大原則(《教會社會訓導彙編》161)。

本人認真研究過該彙編中列出的社會訓導大原則,尤其是「大眾福祉」(即公益)(彙編164-170),也以為相當了解;但對教宗所提出的「時間闊於空間;合一勝過衝突;現實比觀念更重要;整體大於部份」的解釋卻覺得很是深奧,且有不少質疑,如果編輯閣下能為我們在一個公開研討會上啟導指教,那真感激不盡。


至於第六節提及的「教宗任命主教的優次」(牧民經驗、神學素養、傳教熱忱),以前教宗們不也是照這些標準(或祇需加上:個人道德修養)?

既然閣下對主教任命的道理特別精通,順便問下:閣下以為為什麼到現在過了一年半教宗還不能找到一個符合這優次的牧者給我們教區呢?

社論最後一節提出一些信友對教宗(教廷)的批評;本人自首,對這些批評相當認同。但閣下的回應卻是:「基督的身體屹立不倒,中國教會也不會被滅絕」,好像並沒有回答那些批評。難道因為教會不會被滅絕,教廷就可以繼續一個已證明徒勞無益且弊多於利的「綏靖政策」?

一位年長教友

陳日君

政治干預?

有人給我看兩份報紙上的廣告。一份是一位香港天主教徒在二月二十九日的《星島日報》上登的〈慎防政治因素干預天主教香港教區主教任命〉,另一份是昨天三月三號一位黃伯誠先生(不知是誰,也不知是否天主教徒)登在《明報》上的〈希望陳日君對教區新主教人選公道一些〉。其實這兩份廣告為我都可以算是無名氏寫的,我並不需要回應。不過,很可能有教友會問我關於這兩篇廣告所提的問題。在這裡我想幫教友明白「政治」這個詞的複雜意義。

(一)

「政治」本是「社會裡人民大眾的事」,教會、教友也有責任參與,因此教會的社會訓導中對參與政治也有所指示(見梵二大公會議《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第二部份第四章,即憲章的73—76節。又見天主教教理卷三,第二部分,第四條,第五,即全書的2234—2246節。教區文件中多用「關社」兩字。見2001年教區會議文獻第72—93頁,尤其見大會177項建議中得最多贊成票的第84項)。

參與政治時我們也就面對不同的政治趨向和政治勢力,也該按教會訓導決定自己的定位。要記得:不參加政治的也被動地參與了,因為你不出來支持正確的立場、也就是讓不正確的立場聲音更大了。立場正不正確就是要看你認識了教會的訓導,怎樣憑你的良心去判斷事實。

(二)

澄清了「政治」的意義,先讓我們看看香港政治的基本狀態了。

香港的政治光譜可以說從一個極端到另一個極端,但從大家都可以看到的事實又參考各民意調查及區議會選舉的結果,我以為多數市民對政府非常不滿,見政府不祇否認民主選舉的許諾,且正全力推翻基本法保證我們該享受的,一國兩制下的、高度自治及各種自由,尤其是言論的自由。我以為教會的訓導也會支持香港市民提出抗議。當正義與不正義明顯地對立著,教會的領導者並不一定有辦法去把兩方拉攏合一起來,他的責任是站在為正義而受迫害的弱者一邊,向不正義的提出抗議。

我說了我以為。我有什麼資格把我「以為的」強加給別人?「我以為」也就是說這是我良知的判斷。我既已不是在位主教,我當然不能、也無意強加給別人我的判斷,但我知道我的判斷對別人的判斷會有相等份量的影響,那是我的責任,也是我的權利。其實我的行動也表達了我的立場。我並不命令任何人做任何事。但一位主教終生是宗徒的繼承人,關於信仰和倫理的道理常要向全教會負責(也有資格和權利參加大公會議)。

(三)

就在這政治混亂,民意撕裂的時刻,我們天主教香港教區正等待教宗給我們一位主教。

教廷關於主教人選有諮詢的程序,偏重神職,但最近也會聆聽一些教友的意見。但諮詢的結果並不決定性,教廷完全有權作出任何決定,所以諮詢的程序是保密進行的。

其實我們中國信徒一向也歡迎含蓄表態,彼此切磋。我一向以為這樣的做法更能避免一個公開選舉所會造成的一些副效果。而且我們的教友很有信德,教宗任命的他們都會接受。

(四)

可惜去年六月中在天主教平信徒平台上出了一篇文章請不要陷夏主教於不義〉。在這漂亮的題目下,一班蔡惠民神父的粉絲很「陰濕」地推出了本不存在的「蔡派、夏派之爭」。

這場鬦爭越來越露骨,越來越沒有風度;用廣告搬上了報紙更令教會在外人面前失光彩,可惜、可悲。

他們一開始就拖我落水。還好我老人家還未糊塗,揭穿了他們的陰謀,害得那平台的主持人也不得不為之道歉。

如果你們去看看我去年六月十九日在blog上對那文章的回應,我絕沒有「高興迎戰」的表示。

我祇解釋:在那幾天發生的政治事件中、我看到夏主教怎樣忠於教會訓導,勇敢地、謙虛地、平和地領導了教友作出了正確的表態。我祇說了:如果教宗給我們的主教像那幾天的夏主教一樣,那多好呀。我沒有說任何批評蔡神父的話。

當然,事情發展到後來有所不同了。有人清楚的說本教區的主教該得到北京的祝福,那我就不能同意了。在考慮教區主教人選時,固然要注意政治處境,但並不應該屈服於不合理的政治勢力,如果因為夏主教按教會訓導作出的表態使北京不滿我們就要放棄這麼好的主教人這才是讓政治干預宗教,宗教有權自由揀出好的牧者,帶領信眾按教會訓導向社會負公民的責任,需要時也準備向政權說「不」。

有人會說:「陳樞機,你說如果教廷任命蔡神父,教區裡會有分裂,但如果任命夏主教,教區裡也可能會有分裂」。鼓吹「夏、蔡之爭」到現在的地步,分裂恐不能避免,但一個是我們得到一個好的主教,一個是得到一個不好的主教。

你問:「陳樞機,你說蔡神父將是一個不好的主教嗎?」我說:是,因為「親中」就是把自己的靈魂、肉身都交給無神的政府,共產黨不接受任何妥協,他們要你做奴才。

你問:「誰肯定蔡神父『親中』?」我說:教廷不是以為北京會喜歡他嗎?否則為什麼不敢揀夏主教任正權主教?(聽說教廷本來先揀了夏)。

我本不計劃講這麼多的。讓我們求主光照教宗及他身邊的人。

徹底反共的前前香港教區主教陳日君樞機

走出黑暗

公教報網上見到蔡惠民神父的大作「走出黑暗:認出我們是兄弟姊妹」。

我認為他講出了一些真理,但也有一些盲點。在這社會分裂,黑夜還未逝去的時刻,讓我也點一支蠟燭和蔡神父切磋、切磋。

當然,耶穌教我們最重要的道理是:我們在天有父,我們都是兄弟姊妹,要相親相愛。但愛的基礎是真理,真理就是認識事實。

事實是:

(1) 香港今天的局面是一個終點。長期播種了不義的暴政,今天收穫的是到了沸點的忿怒。欺騙、藐視、無情的打擊,不論是來自邪惡的專制共黨,或是來自祇顧自利的港府奴才,已到了不能忍受的地步,再要求信任是侮辱人民的智慧!

(2) 蔡神父說:我們要正視一種極端的態度:就是非黑即白。

不是我們的態度極端,是他們要把我們投入一個漆黑的黑夜。「佔中」運動雖然似失敗,但「三子」卻證明了香港人對和平、理性及反暴力的堅持。政府以為我們懦弱,用警力和法庭追殺爭取真普選的市民。現在他們以為是時候可以用修改的《移交逃犯條例》來剝奪我們還僅有的言論自由,徹底做強權的奴隸。

(3) 林鄭也是天主的女兒,我們該愛她。但真正的愛她是幫她悔改,得永生。但不能再給她機會傷害自己,傷害別人。

她絕不無知,但過度自信、一意孤行、謊話連篇、驕傲強橫;江山能移本性難改,我們再讓她放肆,她再也改不了她的驕傲強橫,害了她自己,害我們,害我們的下一代。

(4) 要她撤回惡法,要她引咎下台,並不一定解決問題。邪惡的制度一日不推翻,人民就一日不能安逸。但撤回惡法、問責下台希望能讓中央警醒,不能繼續弱肉強食,把人民迫到絕望的境界,以至選擇與他們同歸於盡。希望他們至少會讓我們透一口氣。

面對這事實,我們牧者有嚴重的責任領導並保護天主的子民。善牧有牧杖和短棒,牧杖為指揮羊群,短棒用以保護羊群。

蔡神父從六月十一日至十六日不在香港,不能感受到人民、尤其年輕人的心靈、所受的創傷。我們不能再讓這位眼盲耳聾的姊妹領導這個家庭了。如果災難性的暴力發生,我們怎麼向上主交代?

我們不是說vox populi vox Dei(人民的聲音是天主的聲音)?Do you hear the people sing?二百萬人的怒吼不夠響嗎?

我們敢在歷史前做千古罪人(不吠的狗)嗎?我是大罪人,不敢在許多罪上再加上這個彌天大罪!主,可憐我們吧!

陷夏主教於不義?

有人給我看了「天主教平信徒」(網上雜誌)的一篇文章:「請不要陷夏主教於不義」。

這位平信徒兄弟關心夏主教及蔡神父的尊嚴,不想有人以為他們熱衷做下任主教,更不想有人以為他們會為了達到目的而採取一些政治立場。可嘉,可嘉。

這位兄弟擔心有人會這樣想法因為「有人說,夏主教連日來留守政總,很辛苦,為何湯樞機和蔡神父不出來接力?」真的有人這樣說過嗎?我沒有聽過。我以為教友們都知道湯樞機和蔡神父這幾天不在港,正帶領著香港多位宗教領袖在羅馬拜會教宗。

這位兄弟又說:「教友們緊張,說自己是夏主教一派的,另一些又說是蔡神父一派的」。是嗎?我也沒有聽過。我知道本教區的教友很有信德,一向都高興地接受教宗給我們的主教(倒是有些神父多年前,在胡振中接受任命時表示了異見;也不是反對他,而是反對教廷的做法)。我不相信教友中有夏派和蔡派。不論是夏主教或任何一位神父由教宗任命為我們的主教,教友們都會高興接受、尊敬。我真看不到格林多教會的情況發生在這裡。我看上述文章卻有「抄作」之嫌。

還有那句「背後有人教路」使我又天真地對號入座了。不過那就太冤枉了。我做事說話從不會「在背後」。這時刻我以為大家都等候着楊主教的接班人。這幾天見了夏主教的所作,聽了他的所講,我以為他正是我們今天所需要的善牧,衝口說了出來。罪過,罪過。

其實我這樣說並不排除別的可能,我只是希望香港下一任的主教,我們這幾天所欣賞的夏主教一樣。我沒有機會欣賞別的神父,他們之中肯定可以有比夏主教更好的。

教廷揀主教有一個諮詢程序。不過比較集中諮詢神父們的意見。在這重視平信徒的新時代,我希望平信徒多向教廷表達他們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