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喬萬尼(Agostino Giovagnoli)教授一起「澄清」一些問題

武漢肺炎迫使我們留在家裡。厭倦了這種社交隔離狀態,我於是在互聯網上尋求「虛擬」的接觸。喬萬尼(Agostino Giovagnoli)教授於3月6日撰寫的一篇文章,進入了我的眼簾,文章標題為〈雷若翰樞機給所有樞機的信,為與北京長期談判作了一些「澄清」〉。

我已經很久沒有看喬教授的著作了,因為他曾經無恥地否認自己曾在一篇著作中攻擊過我。這次我很後悔陷入閱讀其文章的誘惑,因為現在我無法抗拒另一個誘惑:去回覆他,浪費我這個可憐的88歲老人所剩無幾的精力。

使我失去耐心的,是他在其文章開首傲慢地大論所謂耐心和真理。

梵蒂岡那些心高氣傲的先生們,尤其是副教宗帕羅林樞機,他們什麼時候有過耐心?受人尊重的中國教會事務委員會,沒有得到一句解散,便消失得無影無蹤;萬民福音部的高層主管被悄悄地撤換了!

真理呢?監督信仰真理的權威現在是否從信理部移交給了樞機團團長?但是,章程上不是說樞機團團長只是「同儕之首」,對他的樞機兄弟是沒有任何權力的嗎?

雷樞機一向給我好感,以後也不會有改變。但是,是什麼使他在中國事務方面,會比一位有長期和特別的經驗且經常接觸中國現實的國籍樞機更有資格呢?僅僅是因為國務卿賦予了他這資格?而且,這樣做,他們不害怕否認了教宗方濟各關於重視「邊緣」的偉大言論嗎?

有一件事我們是同意教授的觀點:就是關於近代教宗之間在處理與中國關係方面是否存在連續性,確實是一個重要問題。

我不想在這裡再次長篇大論。讀我的書《為了熙雍我絕不緘默》便有答案。不過,閱讀我於3月1日給雷樞機的回應,以及3月10日的補充內容,也很足夠。

前兩位教宗顯然鼓勵對話,以期達成一份「好協議」,他們當然絕對不會接受一份「壞」的協定,即不道德的協定,即使它是「唯一可能的協議」。

我堅持我的話:「我有理由相信,並且希望有一天能夠用檔案文件去證明,現在簽署的協議,就是本篤教宗當年拒絕簽署的同一份協議。」

其實這爭議很容易解決:只要讓我看到那秘密協議(中文及意文版本),然後雷樞機給我看他信中提到的檔案證據。

至於「那末,為什麼十年前沒有簽署協議呢?」教授說這問題的答案很簡單:因為那時有質疑和反對的聲音,正與今天一樣。

這裡就顯出教授對事實的無知。

在唐高樞機的年代,談判代表切里蒙席會在那些「秘密會議」中,向與會者(來自兩個聖部、國務院、萬民福音部,以及港澳台三地的專家),通報談判的進展。

但到了帕羅林蒙席成為談判代表後(背後有迪亞斯樞機),談判內容完全只有 「內部人士」知道,甚至連中國教會委員會的成員都不知道,所以根本說不上有質疑和反對。

最近,談判仍然是「最高機密」。但是,有傳言流出來,從而引起猜測和反對的聲音。

雷樞機當然知道協議的內容,但他只告訴我們:「其中包括在任命大陸主教的程式中,教宗有干預的權力。」這是一大勝利嗎?你們不以為似乎太少了嗎?難道要教宗一點也不能干預才能成交?

眾所周知,即使還沒有協議時,也有過折衷的辦法:梵蒂岡和北京曾嘗試提出雙方都可以接受的候選人。但是現在有了協議,北京不再需要為此努力。他們有權提出自己想要的任何人選,看教宗是否敢否決它,以及否決多少次(假設這項否決權確實存在於協議中)。

教授煞有介事地告訴我們,我們對「東方政策」一詞的使用不恰當。顯然,我們不是在談論德國或歐洲,而是在談論中國的共產黨。該詞目前被用來表示面對極權政權的「妥協策略」。無論是法老還是尼祿,希特勒還是史達林,毛澤東還是習近平,都沒有分別。極權主義政權不容妥協。它只想要你無條件投降,成為奴隸!

上主對意大利人太好了。他們沒有在真正的極權政權下過苦難的生活,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勉強說得上是獨裁統治,因此他們很難明白一個真正的極權政權,特別是無神論政權,有多糟糕。

這位教授還很嚴肅地提醒我們:「教宗簽署協議」的說法是不妥當的。當然。我們很清楚知道談判者是國務院的副秘書長;簽署的人可以是他或他的上級,即國務院的總主教秘書長;並一定得到教宗的批准。

但這些細節也並不能說明事實的全部。當帕羅林蒙席擔任談判代表時,他和背後的迪亞斯樞機一起,是實際的談判者。(我確信)他們倆且試圖繞過本篤。但是當卡米勒里蒙席成為談判代表時,(我確信)卻完全在帕羅林的指揮下進行。

雷樞機正確地引用了我對6月28日的〈牧靈指導〉的強烈反對,但他祇毫無理據肯定說:「它們是為維護信仰而設計的。」他似乎沒有仔細閱讀我於7月1日提交給教宗方濟各的「dubia」(質疑),教宗在三天後曾向我承諾會關注這事。但是到目前為止,我還沒有收到任何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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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主教香港教區榮休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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