恩保德神父一向是我的朋友（這位講廣東話叻過許多上海佬的「鬼佬」，在香港誰不是他的朋友？），他在公教報開始了共五集的一系列文章（我的文章已沒有資格登上公教報，我怎能不眼紅？），那些文章的題目是《第二屆梵蒂岡大公會議》（這會議已在五十年前閉幕，但除了聖經還有什麼比這會議的訓導更能光照今天的教徒在亂世中找到方向？）。
恩神父的計劃是除了文章還出錄影，且已出了第一集，教友有福聽他用漂亮的廣東話講論梵二這個重要的題目。
我和恩神父幾乎是同年，我們的生命都和梵二分不開，我們兩個和梵二的關係和看法有許多地方相同，也有不少地方不同，我以為恩神父不會介意我把我的經歷與教內兄弟姊妹分享，來補充一些對梵二的感觀和瞭解。
恩神父直至24歲生活在意大利的教會內，那當然是一個大福份。天主安排了耶穌創立的教會在歷史中從羅馬普傳歐洲，又從歐洲傳到全球。我想像恩神父在一個充滿信仰氣氛的社會中渡過了那二十幾年，像那時代許多傳教士一樣，由那信仰中得到了傳教的神火。
天主藉着宗座外方傳教會和許多其他修會的男女傳教士，把信仰的大恩傳給了香港教會。在上海耶穌會及許多其他修會的傳教士，把信仰深深地種在我們上海教友心中。在我生命的最初十六年，許多上海教友家庭中也產生了許多神職及修會的聖召，在教堂、學校和修院裡，許多本地的福傳者也受到了栽培。在共產黨掌權而難為教會的時候，我們才見到那信仰的根已多麼深：殉道者成了「眾多如雲的證人」（希12:1）。
1948年，我16歲，來了香港，另一個福地：在這裡入了初學，讀了哲學，也在慈幼會備修院服務了三年。1955年，我23歲，離港去意大利受訓，29歲（1961年）晉鐸。
恩神父說他從19歲至24歲（1953-1958年）他開始覺得自己的思想有了重大的轉變。那幾乎正是我開始在意大利受訓的年代。我很容易明白恩神父那時的心態。
墨索里尼（Mussolini）執政的廿多年影響了意大利不少。連教會裡也有些法西斯主義（Fascist）作風。恩神父說他那時「開始接收不同的訊息，閱讀不同的刊物，甚至那些為當時的教會屬不合法的刊物」。那時政府和教會很嚴厲控制言論，意大利作者不敢多寫作，許多神學書也是從外文翻譯的。幾位意大利「保守」樞機聯合向慈幼會總部長上施壓，辭去了一位慈大社會倫理學的教授；又向耶穌會總部長上施壓，辭去了額我略大學兩位聖經專家，都是因為這些教授「太先進」。我們那時年輕的修生和神父當然都站在「先進派」那邊。教宗若望廿三召開大公會議，提創 aggiornamento（這詞準確的翻譯是「向今日的人類福傳」），使我們都很興奮。
恩神父那時剛到香港，我卻從1961至1964年正在羅馬慈大攻讀哲學博士學位，每天除了認真在學業上下功夫，也緊隨大公會議的進展（「八卦」新聞及梵二「笑話」也是我們的「日用糧」）（最不能忘記的是大公會議開幕那天晚上，若望廿三從他書房窗口給伯多祿廣場上信徒的good night訓話）。當然這些祇是大公會議的花絮，聖神所領導和催成的、大公會議的重要成果、正是恩神父所提的「十六份文件」。（我以為每位有知識的現代教友，除了聖經，都應該隨手有一本《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文獻》及一本《天主教教理》。）
講到這裡我想在一個「前題」性的問題上和恩神父切磋。
我們要用什麼方法（工具）來認識梵二？
恩神父很欣賞一位澳洲著名神學家Fr. Ormond Rush的書“The Vision of Vatican II”（梵二的憧憬），他雖無意「推銷」那本書，但鼓勵大家去「閱讀它」。我慚愧未認識這本書。其實梵二後的50年內這樣的書多不勝數。
這些書對梵二介紹了一些「宏觀的看法」，為平常教友當然是提供了一件有用的工具，但也有一個實在的危險，就是作者把他主觀的取態介紹給了讀者，而那取態可能是兩種「極端」：極端保守、極端先進，都不尊重梵二的本意。
恩神父也提起：梵二後有人不易明白，甚至不接受梵二的訓導，他心目中的那些大概是「保守派」，他們以為梵二負賣了教會的傳統。但也有完全相反的取態：有人以為梵二證明教會內什麼都可以改變，所以以為堅持梵二的文件是負賣梵二的「精神」。
有需要「宏觀」，但不能輕視某些所謂「瑣碎片段」。恩神父一定知道梵二的二千多位主教有時會用幾天時間來討論一字一句，這樣最後才能有幾乎全體主教贊成了那些文件，且由教宗認同。疏忽「文件」祇談「精神」是危險的。
初期教會的宗徒們介紹耶路撒冷第一屆大公會議時說「聖神與我們決定了……」（宗15:28），大公會議的主角是聖神與宗徒（或他們的繼承人）（當然也有整個教會的參與）。
有人說在每個大公會議第一階段我們看到的是人的努力，第二階段魔鬼入場製造麻煩，但最後第三階段聖神「搞掂」一切。這講法未必沒有道理。
梵二不是六十年代才開始的，聖神早已開始把梵二大公會議的種子放在無數神長、神學家、牧者及教友心中。他們的祈禱、研究，甚至爭論準備了梵二主教們的「辨別」。有時甚至在爭論中也過了分，傷了愛德，那當然是魔鬼的作弄，但最後聖神領導教宗和與會的神長（也有他們神學顧問的輔助）為教會作出「祂」以為最好的決定。
記着這些我們也容易以適當的心態去接受大公會議的訓導。
既然歷代大公會議的主角是聖神和基督的教會，那末把梵二的憧憬說成是「把教會在歷史中所積累（累積）的污垢陋習清除」恐怕真太負面了！把梵二前的教會說成是特倫多的教會也太近視了。難道梵二的成就在於推翻特倫多？那末，下一屆大公會議的意義就在於推翻梵二？今天的聖神否認昨天的聖神？
教會是一個生活的個體，每屆大公會議都是這生命旅程中的里程碑。藉着歷史中的大公會議，聖神帶耶穌建立在宗徒們身上的教會成長到今天，……「直到我們眾人都達到對於天主子，有一致的信仰和認識，成為成年人，達到基督圓滿年齡的程度」（弗4,13）。
我們要有謙虛感恩的心接受天主在歷史中對我們的安排。
- 祂經過以色列彎彎曲曲的旅程，把舊約中寶貴的信仰，藉着瑪利亞、耶穌、宗徒們傳給了我們。難道我們不承認亞巴郎為信德之父，甚至以他為恥嗎？
- 耶路撒冷的會議認定了新約教會的普世性，難道也就否定了舊約嗎？
- 初期教會經過嚴重的危機，用希臘文的「同性同體」肯定了耶穌是真天主真人，我們能不欣賞希臘的文化嗎？
- 羅馬教會這麼長久的歷史中，藉着拉丁文及額我略歌豐富了我們的信仰理解及祈禱熱情。沒有好好在拉丁文神學中吸收了信仰的首批傳教士，誰會把那信仰用我們的語言傳給我們？有人，尤其青年人，絕不抗拒梵二，但也喜歡以前的祈禱方式，我們該感到奇怪嗎？
恩神父用了一大片段講述他看了西斯汀小堂刷新了的米高安哲奴（Michelangelo）的壁畫非常欣喜。我很高興。（我本來以為他對那公審判的圖像會有意見；那不是代表比較保守的dies irae的末世觀嗎？梵二的末世觀不是比較樂觀的嗎？當然天堂地獄是當信道理，但梵二不是更強調天主意欲拯救每個人的心願嗎（LG 16, GS 22）？）
不過，他用這壁畫的刷新來形容梵二，把梵二的作用放在「去除舊漬」，而這舊漬竟是特倫多大公會議，似乎說：「因除去了特倫多這污漬，梵二才給我們看到教會的真面目，教會的真傳統」，那我就不能苟同了。
每個大公會議都幫我們看到教會的真面目，特倫多的、梵二的都是。所有大公會議加在一起正豐富了教會傳統的寶庫。
固然在歷史中大公會議多在某一危機發生時才召開，在大會中也反省當代教會的缺失。特倫多會議為應付誓反教的崛起，在三位教宗的領導下由1545年至1563年處理了很多問題，對教會的成長起了不可衡量的貢獻。
它面對了兩個危險的異端：「sola scriptura, sola fides。聖經是信仰唯一準則；人祇要信就能得救。」不，教會說，聖經是書，而耶穌把教會交給一班活生生的人；有信仰才能得救，但信仰帶來內在的救恩，使獲救者應該，且有能力按信仰生活，結出善行的果實。還有關於鐸品和聖體聖事的重要信道也在大會中得以澄清。
特倫多細察這些異端產生的背景時，也覺察一些當代教會的缺失：教會高級神長沒有充分照顧神職人員及關注他們的培訓，這使神職人員服務教眾的質素也嚴重降低，並助長了教徒的離心力。
那時教會遇到的是空前的危機，是生死的關頭，自救的努力是不能手軟的，重病就要下重藥。藥當然不能當飯吃，但那時為救命是必須的，大會也豐富安排了「除病根」的措施和「康復後」正常的營養。藐視這大公會議，大概是出於無知或忘記了當時教會的處境。
每個大公會議當然有自我更新的一面，更有外來攻擊的可怕的一面。教會憲章說：「教會在自己的懷抱中，卻有罪人，教會是聖的，同時卻常需要潔煉，不斷實行補贖，追求革新……教會是在世界的迫害與天主的安慰之中，繼續着自己的旅程……教會有內在與外來的困難，並且在幽暗中向世界揭示主的奧跡。」（LG 8）
如果再用米高安哲奴壁畫的比喻，我們可說：特倫多大會那時的危機不祇是在壁畫上留些污垢，簡直是要把那幅畫徹底破壞。
其實梵二絕對沒有表示要改正特倫多，它的視線是向前的，不是向後的，講「梵二的憧憬」（Vision）不也是要我們向前看嗎？尤其在最劃時代的《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內更易看到梵二的這特點。這文件問的是：我們處在怎樣的世界裡？對這個世界我們可以供獻怎樣的服務？文件的開端是「我們這時代的人們、尤其貧困者和遭受折磨者、所有的喜樂與期望、愁苦與焦慮、亦是基督徒的喜樂與期望、愁苦和焦慮」。雖然「喜樂和期望」放在「愁苦和焦慮」之前，而且在拉丁文版中「喜樂和期望」兩個詞成了文憲的題目“Gaudium et Spes”，但梵二在描寫現代人類處境時，幾乎「危險和挑戰」勝過「喜樂和期望」。
我似乎越寫越長氣，但我們這裡討論的正是現代教會內的一個熱門問題：
| 所謂 The right hermeneutic of the Vatican Council，怎樣解讀梵二， hermeneutic of rupture or hermeneutic of Continuity 按割絕原則還是連貫原則？ |
如果我們前面分析的沒有錯，那末當然是連貫原則、大公會議不是為另立一個教會，是對教會另一次的自我認識，為再次、更全面地知道自己是誰，這樣也會更知道自己在社會的定位是在哪裡。教會是誰，是早由基督決定了的，教會在時光的進展中常該忠於它的本質，這努力當然是前後連貫的，按紐曼（J.H. Newman）樞機的說法是Homogeneous同質的。一個孩子長大了肯定還是他，不會變成另一件東西。不能從新開始。變化的基礎正是那不變的本性，是由天賦的，不是自己設計的。設計者是全能全善，充滿愛心的天主，我們能不歡天喜地？
讓我大膽作個結論：
梵二的憧憬是：面對這抱負無限期望、但又會因迷路而自我傷害的現代人類，教會怎麼能以人們容易明白及接受的方式把基督―人類的救主―及祂所建立的團體―教會―介紹給他們，使我們能一起建設一個符合人性的「愛的文明」。
恩保德神父的錄影中談及本教區在60年代末的教區會議（Diocesan Convention）我有興趣分享參與那會議的經歷。（下回分解）
至於我提到梵二的「八卦新聞及笑話」，有人有興趣來聽聽那些故事嗎？（等武漢肺炎疫情過後我們可以組織一個輕鬆的聚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