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自8月8日陳樞機的意文文章 “Mi permette, Prof. Roberto de Mattei?”
(Lucia Cheung)
我想大家都知道，在香港，我們正在與一股力量進行全面鬥爭，這股力量想要全面地控制我們，包括我們的言論和思想。
那些可以說出自己的想法而不必擔心當局是否同意的人是有福的。
對於我說過的一些想法，有人說他部份同意，部份反對。德瑪竇教授讚揚我抗議梵蒂岡對中國教會的「東方政策」，但批評我強烈捍衛梵蒂岡第二屆大公會議。
我感謝你的稱讚，並回應有關批評（想你不會反對）。
我沒有像德瑪竇教授那樣對梵二會議有深入的研究，但是從我的簡單信念（不是天真，也不是盲目），我相信大公會議的教導是絕對權威的，我不認為其中一部分最後有天會被「扔到垃圾桶」（我認為布蘭德米勒樞機的見解與我一樣）。
我也不同意，稱某些梵二文本為「亂七八糟和模棱兩可」。顯然，有些文本是會議神長努力達成一個幾乎完全共識的艱難成果，在此過程中，有些人不得不放棄他們認為已經成熟或適合發表的內容，因為多數人認為那些內容還未成熟或不適合宣告，你可以說是折衷的結論，但它們並不含糊。把某些人認為可以豐富有關宣告的內容放棄，該宣告並不因此變得模棱兩可。
牧靈方法的變化並不一定使論述的內容變質。
教授說：「根據新的牧靈精神，陳述教義的方式比教義更重要。」一旦認為陳述的方式比教義的內容更重要，或者認為為了陳述的需要可以改變教義的內容，那是一個大誤解了。
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大公會議開幕致詞中說：「大公會議的主要目的不是討論這個或那個教會基本教義的主題，而是再次毫無疑問地肯定了教會的整體和準確的所有教導，致力對這確定和不變且必須忠實地尊重的教義，有深化的了解並適當的陳述以回應我們時代的需要。」因此，陳述不是比教義更重要，而是我們現在正在集中精力研究陳述（教義應該已經很牢固）。
談了這些大道理，我們還是有一些細節要注意。
(A) 教授說：「『東方政策』是大公會議的產品。」不！大公會議是嘗試實行東方政策的時機。那時人們似乎不能容忍完全無視共產主義政權的存在，放棄為幫助我們的兄弟去做任何事情。不幸的是，對鐵幕內的情況幾乎沒有任何可靠消息之下便開始這一嘗試。怎能有好效果？悲劇是他們後來竟以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那些國家建立了教會聖統制。
帕羅林樞機說：「當我們尋找主教人選時，我們是在尋找牧者，不是像羅馬鬥獸場的角鬥士，不是那些逢政府必反對的人，不是那些喜歡在政治舞台上出風頭的人。」
事實是，那些教廷任命的主教常常是無神論政權的僕人，而不是基督徒羊群的牧羊人！
(B) 教授說：教宗若望二十三世在大公會議的開幕詞，是緩和政治張力的大憲章：從絕罰到對話……擱置數十年來的譴責……到伸出橄欖枝的策略……到與敵人合作。
是的，教宗坦率地說了這一切。不過（小心！），緩和並不等於投降；避免使用「絕罰」字眼並不意味著認同謬論。教授說：大公會議一點也「沒有提及共產主義」。若非瞎了眼不能看不到關於無神論在大公會議文件裡有漫長而清晰的論述，甚至論述了有系統的、有組織的無神主義者。也講了教會對它的態度，一起首就說「教會不得不……堅定而痛苦地排斥這種有害的理論和行動」（難道真的有必要明確地說出「馬克思共產主義」？）。
「伸出橄欖枝」和「合作」並不意味著讓自己被敵人殺害（正如梵蒂岡現在所做的那樣，可惜當然也經教宗同意）。
我也與共產黨合作過。我有7年時間在中國大陸多間受政府控制的神學院任教。他們固然可以自誇打開了門戶，但是我有真正而實在的機會，毫無保留地向數百名神學生傳授完整的哲學和神學教義。
教授擔心我會因為支持梵二，而失去一批擁護我堅持捍衛中國真正的天主教信仰的支持者。我希望不會。我不同意維加諾總主教，因為他不接受梵二，但我支持他要求梵蒂岡對他指控的事實作出回應。
最後，如果有人因我上述的說話而不再支持我，對不起，我也沒辦法：我是一個保守主義者，但不是極端那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