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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似浪花
兩個月前（一月三日）我紀念了畢少懷神父。農曆除夕我也紀念了他和我生命中另外三位大恩人。已又是三個星期了。
這幾天不是去法庭就是去監獄，還有什麼好做？其實要做的事一大堆，不過最有意義的還是和那些什麼也做不了的兄弟姊妹站在一起。
雖忙得不亦樂乎，每日基本的精神糧食還是不能缺的（讀經、祈禱）。但「一日一蘋果」卻幾乎失守了。
今天，三月三日，對住《名采》頁的那堆美味的文章祇能隨便揀一篇點下心了，似偷食般的快快看了馮先生的「人似浪花」竟感慨無窮。什麼事呀？大概是因為幾分鐘前得知房志榮神父逝世了的消息吧！應該是那句「要記住的人，始終無法忘掉」。
歌詞說：「人似浪花，片刻失去，昨天的你會否相聚？明天路向不知道望哪方去。」
我有幸認識過房神父，也不祇「像流水般經過」。港、台兩地相隔一海，但我們算有過來往，他曾讚過香港教區的三位一體：胡、陳、湯；他曾慷慨費心修飾我的一些譯文；他不祇博學，更是一位有情有理的啟蒙者，他是我的良師好友。「明天路向？會否相聚？」當然啦，在天父家中。
這幾天，我曾想還是回天父家更好，從那裡大概更能幫到這麼多在這涕泣之谷的兄弟姊妹。但我不是曾答應他們要和惡勢力鬥長命嗎？等着能早日帶龔、鄧兩位前輩的靈柩榮歸祖國嗎？
主啊！您為我選擇吧！
在晉鐸60週年這日子，我要感謝他們
60年，真的已經60年。
有些事，當時間相距越遠，對它們的回憶卻會變得越近、越清晰。每年總數算自己升神父已經幾多年，到今年，已60年。60年確實不簡單，你想想，一年365天，有時一天會主持三、四台彌撒，計下來，60年開了多少台？
翻開自己升神父的相片，當中我看到畢少懷會長，但卻沒有我的父母親。升神父，當然父母會最開心，但我覺得，與畢會長有深厚關係的爸爸媽媽早已能感受到這份喜悅，縱然他們不能親到現場。
我做神父的聖召主要來自父親，我常開玩笑說，其實應該是他有聖召。於別人眼中，好像是他硬要我去當神父，但事實並非如此，爸爸是一個很開放、樂觀的人，絕不會勉強任何人，而且他為人也很和善，所以我的聖召雖然是由他培養，但從來沒有任何壓力。
爸爸自己本想當神父，但傳教士認為他的聖召也許是走婚姻之路，建議他應栽培兒子。他結婚後生了五個女兒才有我這個男孩子，他想我當神父，並用上絕妙的方法，就是帶我去望彌撒；而我也覺得望彌撒很開心，完全不覺沉悶。星期日爸爸會帶我到不同的聖堂參與五台彌撒，每一台也多姿多采，其間我更會與他去吃特別的早餐，這些回憶讓我難忘。
父親栽培了我這個聖召，但更重要的影響，是他的犧牲。他本來是一個很活躍、樂觀的人，喜歡做很多事，有很多朋友，但後來因中風致半身不遂，被逼困在家中，很淒涼。爸爸突然半身癱瘓是緣於中日戰爭——因為打仗，他失業，而失業令到他血壓飆高，繼而中風。
那時候，家中經濟困難，窮得很，幸好舅父讓出地方收留我們。當時爸爸只能每天坐在沙發上，不能出家門半步。身處如此境況，許多人會覺得很失望；但他沒有，還時常讀聖書、祈禱。我讀初中一時整天出去玩，不在家，不讀書，爸爸一直擔心我會變壞。當父親知道我進了備修院後，他很高興，一方面是因為母親送我進備修院後，把看到的情況告訴他，讓他安心；另外由於父親不能到備修院探望，長上特別批准我每個月回家（因為當時備修院很嚴格，不可以隨時回家），令他很欣慰，很放心。
爸爸更曾有機會到我的備修院參觀，那裡是個大本營，包括備修院、初學院和神學院，當天他見到畢會長在大瞻禮上唱彌撒，吃飯時他也被安排坐在會長旁邊；其間又觀看我們「鬥波」。那間大屋曾是他老闆的，父親以前好像是他們公司球隊的經理人，我四歲那年，便曾在那裡拍那球隊的全體照片。依稀記得，那天重回舊地，相信是他人生裡其中一段最開心的時光。當天以後一、兩年，他去世了，但我知道爸爸是帶著安慰離開，因為他親眼看到兒子走上一條正確的道路，加入了一個非常好的團體。
對於我的聖召，母親也起著重要的影響，就是她親自送我到畢會長那裡。她後來更看到會長對我父親的好（當天爸爸到了備修院門口，畢會長就著幾位修士扛起爸爸坐著的椅子送他到小堂、餐廳、操場），又看到我變得生性 —— 尤其是在爸爸過世之後我從備修院寫給媽媽的那封信，讓她很感動、很安慰。
其實在人的角度看，母親的晚年也很淒涼，她患上肺病，不斷嘔血，幸好姐姐、姐夫非常照顧她，否則我也不忍心離開他們去修道。她雖是病人，卻也常懷着樂觀心情幻想自己康復的一天，後來她來到澳門，也未有與我見面，因為我還有一年便畢業，媽媽認為自己可以等到兒子畢業那天，但其實她當時已經「皮包骨」（瘦骨嶙峋）。我的長上曾經問她：「安排與日君見面好嗎？」但為了不妨礙我的學習，她堅持不要：「不要叫他回來，我會等他。」但最後，母親於我畢業前離世。
那時的神貧精神與今天的有很大分別，我在意大利讀書的九年裡，未曾回過香港。但我相信，鮑思高神父已經報答了爸爸媽媽，儘管我升神父的時候他們不能到現場，但爸爸必定在天堂上看到一切，而媽媽也能看到我寄給她升神父的相片。回想起來，母親實在大膽，居然要我寄相片給她，我當時想：若給中共政府看到，也太危險了吧。但媽媽堅持要我寄相片。
再談我與畢會長的關係，我同班的同學並沒有我的福份，為什麼？以前很多禮儀也是由會長負責，譬如我們進初學時穿會衣，是由會長替我們穿的，但當年因為有新主教，所以會長將此任務讓給主教。到發聖願之時，本應也由會長主持，但當時畢會長因去意大利開大會，未能參與，後來他更去了菲律賓，我以為再沒有機會讓他參加自己晉鐸的禮儀，很遺憾。
豈料在我升神父之日，畢會長剛巧在意大利度假，很感恩他能到來見證我升神父，陪著我主持第一台彌撒。於這台彌撒，其他人會親吻新鐸的手，他身為會長，也跪下親吻我的手，讓我感動。我真有福，因為自己主持的第一台彌撒，畢會長正在那裡，其他同班同學卻沒有如此福份，故他們看到當天的相片也很羡慕。
我時常想，為什麼我不多記得在天上的人？爸爸媽媽、以前的長上，他們都在那裡，天天在那裡；我們開彌撒的時候，他們也在周圍，所以，其實每一天也是大瞻禮。
晉鐸60周年這日子讓我記得，天主在我一生中給予很多恩寵：爸爸媽媽、畢會長及初學師這些最偉大的人，他們都是大聖人；當然，還有很多很多，但這四個是最基本的，因為他們幫我打好基礎。初學師及畢會長說的道理很結實，充滿人情的味道但同時很堅強，令我有能力在那基礎上學得更多，甚至可能比他們更多；但那牢不可破的基礎才是最重要，因為於快速的時代變化之下，很容易令思想混亂；而當時到外國讀書，其實也有危險，因為很多人就是學習了那些混亂的思想，所以我要多謝這兩位老師，為我打好基礎，當再吸收其他思想學問時自己也會判斷什麼是對，什麼是錯，懂得去選擇。
到今天，這些基礎仍讓我有信心走以後的每一步，儘管自己未成聖人，但我知道，我學的道理是正確的，所以在這60年，我就是靠着這四位聖人的幫助，沒有行錯路。
陳日君樞機
至少今天我們應該紀念一下畢少懷神父 一月三日是他逝世50周年
我們成功得到教會承認畢神父為天主的忠僕，踏上了宣聖的第一步，但我們還要努力認識他、效法他，請他轉求，因他的轉求天主行奇蹟，那末我們才有機會見他列入聖品。
今天讓我們談談他生命中我們不多關注的一個階段：服兵役的差不多四年時間。
畢少懷一九一四年四月中晉鐸，一九一五年五月中戰爭爆發。畢神父被徵召在一個隨軍醫院服務。幾位高級隨軍主教都鼓勵他任隨軍司鐸，他卻選擇做一個平常的兵士，不想做官，喜歡和其他兵士打成一片。
雖不做官，但也有重要任務。那隨軍醫院有150位兵士，畢少懷有責任編排工作時間表。戰爭爆發後，有力的人都去打仗了，農村裡工作忙碌時不夠人手，他成功派些兵士去幫忙附近的農村。
畢神父有音樂天才，在兵士中組織了一個歌詠團，在醫院裡、在附近聖堂裡都受歡迎。
他把鮑思高神父教育團體中的家庭精神帶入了他軍隊團體中。
他在分配工作和休息時盡量能使大家滿意，按軍規應受懲罰的他都從寬處理。
有一個兵士和隊長發生口角，兵士怒火遮眼竟拔出短刀試圖攻擊隊長，被制服後依軍法被判死刑。
軍長平日見畢少懷收很多信件曾問是誰寄來的，畢神父說「是我的一班青年學生」。軍長很欣賞畢神父和他的學生之間建設了這麼強的友情。畢神父也就乘機向軍長介紹鮑思高的「預防教育法」（理性、信仰、愛心），請他用這方法來挽救那犯法待死的兵士。
那可憐的罪犯在絕望中不肯認錯，反而罵上司，又說軍法無理。
軍長等他怒火稍息，理性地引他想想，他如果固執不認錯而受槍決，他無罪的太太會多麼傷心，要他的兒女一生背荷那恥辱：「爸爸是個叛軍」，是多麼不公道。那兵士被感動了，跪地求軍長寬恕他，可憐他的家人說：「我實在該死，但他們是無罪的，請你給我一次機會，我一定不會讓你後悔」。事實上他後來在Grappa山上激戰中，常甘願被派去前線最危險的崗位。
因為畢神父和其他兵士有很好的關係，上司有時就把一些不太討好的任務給他，比如要他說服兵士們對他們的伙食不要太多批評，其實比其他盟軍的已更豐富了。畢神父絞盡腦汁，又找書本研究不同食物的卡路里，演講的結論是：「兄弟們，我們每餐準時享受，咖啡、烈酒也不缺，零用錢一分也不少。我們抬頭看看Grappa山，在那裡我們的手足為保衛祖國，在冰凍的戰壕裡，風雪中，不能離開一步，也很難收到家裡來的信，甚至為了我們準備犧牲自己的生命。我們不要再抱怨什麼了。」那些頑皮的兵士，每次食物差些或乏味，或不夠熱，就會看着畢神父說：「兄弟們，我們望望Grappa山吧！」
畢神父不任隨軍司鐸，但他當然關心同伴們的靈魂，有一位軍官重病了，軍官的朋友，憲兵團長對畢神父說：千萬不要給病人談臨終聖事（講「死」字）。畢神父卻請了一位老神父給那病人聽告解，送臨終聖體，傅聖油。
病人死後翌日亡者的哥哥從意大利南部趕上來，畢神父迎接他，他第一句說話就是「媽媽最想知道弟弟是否像一位好教友善終？」畢神父回答說「你放心給你媽媽說，你弟弟善終像一位聖人」。那位憲兵團長當然明白了畢神父沒有聽他的話，但還是佩服他。畢神父在喪禮中還講了辭別詞，事後大家都更尊重他。
還有一日，附近剛竣工的幼稚園及老人院有火警，畢神父和兩位同伴趕快去救火，有人還以為他們三人趁村莊的人都解散了，乘機去搶劫。他們三人及時撲息了火。那兩建築物後來為收留傷兵及其他因戰爭而受傷的平民很好用。
1918年畢神父也重病了，他答應天主如果給他痊癒，他願去傳教。正好慈幼會總部需要派傳教士，畢神父痊癒了，馬上答應了。
回到都林他在1919年初還在傷殘軍官醫院裡服務，直至八月才上了一艘法國輪船出發來中國。
關於畢神父的軍人生涯還有一件趣事值得一提。有一天在營中遇到一位慈幼會士，畢神父熱情地上前問候，哪知那位小軍官擺出架子，喝他說：「立正！怎麼無規無矩？向軍官不致敬？」畢神父被潑冷水無奈地照做了。正在那刻聽到身邊有軍靴操步聲來近，他想還是不要動吧，又作出軍人致敬禮，但忽然被人擁抱了：「小嘉祿，您在做什麼呀？」原來是另一位慈幼會神父，後來做了第五任總會長的Ziggiotti（徐載德）神父。
嘉祿畢少懷在軍裝下還是那愛心爆棚的他。
ICLN（2020）第二次視頻會議 -「疫症過後如何重建人類」
ICLN（2020）第二次視頻會議
「疫症過後如何重建人類」
「疫症過後的全球化：中美的角色 ── 分析與行動」
陳日君樞機的發言
（經編輯版本）
這是對仍在發生的悲劇性現實的簡短反思：世界末日般的疫症大散播，造成了生命和經濟資源上無法估量的損失。我們還沒有看到終局，但是我們可以並且必須總結一些明顯的事實，並分析它們的因果關係。只有這樣做，我們才能為社會的重建做好準備，並為我們人類的未來提供新的防禦措施。
事實是：疫症在中國開始，並且迅速傳播到全世界。
分析：它定必與全球化有關。全球化是事實，人民的流動性大大增加，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流行病的迅速蔓延。但是，現代通訊技術的進步本可以及時發出警報，遏制它的蔓延。顯然有地方出了問題。
讓我們記住，全球化可以是好事，也可以是壞事，這取決於我們怎樣管理它。
教宗若望保祿二世過去曾將「互相關懷的全球化」與「邊緣化的全球化」區分開來，前者是以關心全人類的真正利益為目的，後者是由個人和團體的自私利益所驅動。
還應記住教宗保祿六世所說的話：
「當每個人都有進步，整個人都在進步之時，才是真正的進步。」
在這些前提下，讓我們來看一下實際的情況，特別是中國的情況。
許多人歡迎全球化的來臨：隨著世界成為一個「地球村」，一種「大家庭式」的合作與互助，將使世界變得更美好，富者和強人可以幫助窮人和弱者。可惜的是，實際的結果令人失望。一些問題可以激發我們的思考：「例如，為何那些，曾多次流血的抗議，在世界貿易組織會議的場地出現？」答案是：窮國的窮人覺得他們沒有從全球化的世界經濟中得到任何幫助。那些把握經濟全球化的人是世界上有財有勢的人（世界銀行、國際貨幣基金等），它們的目的本該是幫助窮國，但他們往往最終是幫助了窮國的政府、幫助了這些國家內的有財有勢者而非窮人，因為窮國的窮人沒有機會去積極參與這運作。
全球化的管理者在計劃世界經濟時，很少考慮地方的實際情況和需要。地方政府和其他有財有勢的經營者，可能更願意將錢投進自己的口袋裡，而不是幫助自己國家的窮人。
在這一切變得顯而易見的時刻，中國進入了世界舞台，這個原來貧窮的國家如今富強了，成為亞洲和非洲國家的模範和領袖。中國給他們帶來了希望：大家來建設一個更加公平公正和繁榮的社會。
對於這樣的認知，有很多東西要討論。中國真的變得富強了嗎？我們必須區分人民與國家。中國變得富強，是因為中國人民勤力工作，學習迅速。中國是人口最多的社群，為世界提供大量勞動力，能夠數量龐大地生產商品，並為國庫帶來收入。
但是人民呢？在極權主義政權中，人民為國家的財富做出了貢獻，但在國家的繁榮中卻得不到應有的份額。在中國，人民是共產黨的奴隸。奴隸是不允許有奢侈的尊嚴。在主人的統治和惡劣榜樣下，中國人民失去了傳統美德。在一個「鬥爭求存」的社會裡，奴隸像其主人一樣，以謊言和暴力為人生之道。中國成為對世界的威脅。
世界一定有機會意識到這一切，但他們可能從未聽說過「道德投資」和「道德消費」的責任，直到他們意識到自己是滋養這頭危險怪物的幫兇。
中國的國家資本主義發起人鄧小平曾經說過，要使國家富裕，就必須讓一部份人先富起來。但是誰能成為最先富起來的那一批？這種「先富」狀態要維持多久呢？顯然，他們就是當權者，中國共產黨的人，而一旦他們富起來，就會變得更加強大，他們可以永遠保持這種狀態。
現在，中共成了剝削同胞的資本家，由此到成為剝削其他國家的帝國主義者，只有一步之遙。
「一帶一路」項目（現代的「絲綢之路」）。習近平向許多亞洲和非洲國家展示自己作為救世主，可以使他們擺脫殖民者留下的貧困。
「我們借錢給你，特別是用來建設作為進步基礎的基礎設施」（共產黨「借錢」，他們從不白送「禮物」）。
「我們為你們提供專業人員，我們派遣工人來完成這項工作」（顯然，其意思是你們必須支付這一切。這意味着借來的錢還是用在中國身上）。
如果他們無法償還這筆錢，則要求他們以給予壟斷和特權來交換，甚至割讓領土和港口（99年）。
新的殖民者比舊的殖民者更可怕！
一場疫症大爆發，一個世界性的災難。它讓每個人覺醒。
現在是時候我們認真思考一下人類走上的是什麼路。我們能為我們的科學進步、更多可能的消費選擇而感到自豪嗎？突然間，我們失去了一切，發現自己無能為力。
現在，我們意識到真理、我們的知情權和言論自由是多麼的重要。
在與死亡的密切接觸中，我們受到鼓勵更具決心地追求人類和生命的福音價值。
我們發現真正的英雄不是我們曾經在屏幕上欣賞的那些，而是那些為病人服務而犧牲自己的英雄，那些保持環境清潔、讓我們健康的英雄。
最後，我們欣賞我們的信仰，它教導我們是天主的孩子，是人類大家庭中的兄弟姐妹。
感謝主，從這次流行病中給予我們的教訓。
Second video conference ICLN (2020) – “Preparing for Post-Pandemic Humanity”
Second video conference ICLN (2020)
“Preparing for Post-Pandemic Humanity”
“Post Pandemic Globalization: the Role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 Analysis and Action”
Input by Cardinal Joseph Zen
(heavily edited)
This is a short reflection on the tragic reality which is still in the happening: a pandemic of apocalyptical dimension causing incalculable loss of lives and of economic resources. We don’t see the end of it yet, but we can and must take stock of some obvious facts and analyse their cause-effect relation. Only by doing so we can prepare ourselves for the rebuilding of our society and providing new defences in the future for our humanity.
The fact is: a pandemic started in China and it spread quickly over the whole world.
The analysis: it must have something to do with globalization. Globalization is a fact and the enormously increased mobility of the people explains, in part, the fast spreading of the pandemic. But the modern progress in communication could provide timely alarm and contain that spreading. Obviously something went wrong.
Let us remember that the globalization is an ambivalent phenomenon, it may be good, it may be bad, it depends on the way we manage it.
Pope John Paul II used to distinguish a “globalization of solidarity” from a “globalization of marginalization”, one is operated by people who care for the real good of all human beings, the other is driven by selfish interest of individuals and groups.
It is opportune also to remember what has been said by Pope Paul VI:
The real progress is when everybody progress and the whole human being progresses.
With those premises let us come to examine the actual reality especially with reference to China.
Many people welcomed the arrival of globalization: with the world becoming a “village”, a “big family” cooperation and mutual help would make the world better, the rich and strong can help the poor and the weak. But, alas, the actual outcome was much disappointing. Some question may help us to think: “Why, e.g., all those, often bloody, protests at the venues of meetings of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The answer is: the poor of the poor countries did not feel they got any help from this globalized economy of the world. Those running the economic globalization are the world’s rich and strong, World Bank,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etc., they are meant to help the poor countries, but too often they end up by helping the Governments of the poor countries, the rich and powerful people in those countries, not the poor people, because the poor people of the poor countries have not been invited to take active part in the process.
The managers of the globalization plan the world economy with scarce consideration of the real local situation and needs. Local governments and other operators, rich and powerful, may be more interested in getting the money into their own pockets rather than helping the poor people of their country.
At the moment when all this was becoming evident, China entered into the world scene, once a poor nation now rich and strong, model and leader of Asian and African nations. China brought them the hope in a more just, equitable, prosperous society.
There is much to be discussed about such perception. Has China become really rich and strong? We have to distinguish between the people and the nation. China became rich and strong, because its people are hard working and fast learning. China being the most populous community became a huge provider of labor in the world, capable of gigantic production and brings money to the nation’s coffers.
But what about the people? In a totalitarian regime the people contribute to the wealth of the nation, but they don’t get a fair share in its prosperity. In China the people are slaves under the Communist Party. To slaves it is not allowed the luxury of dignity. Under the dominion and bad example of their masters,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lost their traditional virtues. In a world of “struggle for survival” they make recourse to lies and violence, just like their masters. China became a threat to the world.
The world must have had opportunity to be aware of all this, but they may have never heard about the duty of the “ethical investment” and “ethical consumption”, until they realize that they were accomplices in nourishing a dangerous monster.
Deng Xiaoping the initiator of China’s State capitalism used to say that for the nation to become rich you must allow somebody to get rich first. But who can be those first to become rich and for how long? Obviously those in power, the CCP people, and once they become rich they are more powerful, and they can stay that way for ever.
Now, for the CCP from being the capitalists exploiting their countrymen to being the imperialists exploiting the other countries there is just one step.
“One Belt, One Road” project (the modern “silk road”). Xi Jinping presents himself to many Asian and African nations as the saviour, the one who can free them from the poverty in which they were left by their colonizers.
“We lend you money, specially to build the infrastructures which are the foundation of progress” (The Communists “lend” money, they never make “gifts”).
“We provide you with expertise and we send the workers to do the job” (Obviously you have to pay for all this. That means the borrowed money goes back to China).
When they are not able to pay back the money, they are requested to pay with monopoly rights and privileges, or even concession of territories and ports (for 99 years).
The new colonizers are worse than the old ones!
A pandemic exploded, a world disaster. It is an awakening for everybody.
It’s time we have a hard look at the journey in history of our humanity. Can we be proud of our scientific progress, of the many possibilities of more consumption? All a sudden we are losing everything and find ourselves powerless.
Now we realize how more important is the truth, our right to information and the freedom of expression.
In close contact with death we are encouraged to pursue the human and gospel values with more determination.
We discover that the real heroes are not those we use to admire on the screen, but those who sacrifice themselves in serving the sick, those who take care to keep clear and healthy our environment.
Finally, we appreciate our faith which teaches us that we are children of God, brothers and sisters in the human family.
Thank you Lord, for this lesson from the pandemic.
緬甸籍貎波樞機與法籍神學家尚邦先生
貌波（Charles Bo）樞機，他是亞洲主教團聯會的主席，在有關新冠狀病毒大流行起源的國際辯論中，作出了戲劇性發言（UCAN 天亞社英文新聞網 4月2日），將主要責任逕直放到中國共產黨的頭上。他的勇氣使我感到驚訝，但這篇文章非常準確和公正，我對英文天主教媒體《The Tablet》積極地報導它感到欣慰。
在同一《天亞社英文新聞網》，法籍“神學家”彌額爾．尚邦（Michel Chambon）於4月20日發表了攻擊這位樞機的評論：〈貌波樞機在中國臉上吐口水〉。在這位“神學家”（？）帶有如此感性標題的文章中，我找不到任何神學的東西，而其內容對分辨事實毫無貢獻，甚至是自相矛盾。
他說：「我同意貌波樞機所說，謊言和宣傳已使世界各地數百萬人的生命處於危險之中。」其實這正是貌波樞機的文章的主要思想。
但尚邦說：「這是不準確的」，因為「西方政府也有責任，他們拒絕認真回應（已有的信息）。」 貌波樞機又正說了同樣的話：「大家會對各地政府作出批評。許多政府被指責，當他們看到冠狀病毒在武漢首次出現時，沒有做好準備。」他絶沒有迴避指出各地政府的錯失。
但貌波樞機還說：「（但）有一個政府因其做了不該的事，又沒有做該做的事，對疫情的散佈負有主要的責任（他們封鎖了訊息，並對“吹哨人”滅聲）。」
尚邦指責貌波樞機「以政治立場分裂世界」。那是毫無道理的。把那對人民造成災難的政權、和那政權的受害者、置於分裂的對立面是正確的，並不存在甚麼政治不政治。
接著是尚邦在文章中的一個驚人說法：「侮辱中國政權，也就是同時向支持它的國家（國民？）的臉上吐口水。」 任何對中國有一點認識的人都會失笑，並且覺得浪費了時間去閱讀這位“神學家”和“研究中國教會的人類學家”的文章。
如果法國人都像彌額爾．尚邦一樣，在歷史中從不會有過法國大革命了。
Bo and Chambon
Cardinal Charles Bo made a dramatic intervention in the international debate about the origins of the Covid-19 pandemic (UCA News April 2), laying the primary responsibility squarely on the door of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His courage surprised me, but the article is very accurate and fair. I am happy that “The Tablet” reported it very positively.
On the same UCA News (April 20) a French “theologian” Michel Chambon came out to attack the Myanmar’s Cardinal: “Cardinal Bo spits in China’s face”. I could not find anything theological in the article of this “theologian”, with such an emotional title, and its content is gratuitous and even self-contradictory.
He says: “I agree with Cardinal Bo that lies and propaganda have put millions of lives around the world in danger.” That’s precisely the main substance of Cardinal Bo’s article.
But Chambon says “it is inaccurate”, because “Western Governments are also responsible, they refused to take (the available information) seriously”. Again Cardinal Bo said the same thing: “Criticisms can be made of authorities everywhere, many Governments are accused of failing to prepare when they first saw the corona virus emerge in Wuhan.”
But Cardinal Bo says also “there is one Government that has primary responsibility for what it has done and what it has failed to do (they suppressed the news and silenced the whistleblowers)”.
Chambon accuses Bo of “politically dividing the world”. That is gratuitous. The one who inflicts calamity on people, and his victims are rightly put on two opposed sides of the division, but there is nothing political in this.
And here comes the astonishing statement in Chambon’s article: “Insulting the China regime is also spitting in the face of the nation which supports it”. Anybody with a little knowledge of China would laugh at it and consider the time wasted in reading this “theologian” and “anthropologist studying the Church in China”.
With people like Michel Chambon there would never have been a French revolu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