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篩選,忍無可忍!

我們的正義和平委員會提醒我八月廿一日有「反對政治篩選,還我公平選舉」遊行,我十分支持,但可惜,我六月重病後至今祇復原八成,醫生不會批准我參加遊行。

我也知道昨日(8月16日)下午有記者招待會,可是同時我們慈幼會團體有隆重宗教活動,不能分身,那末祇可以在這博客上表達我的支持。

七一祈禱會上我從醫院托人帶上一句,問:「天主還會讓他們瘋狂到幾時?」這句話對天主或稍有失禮,但對「瘋狂」兩字我絕無後悔。

為了討好北京,為了支持特首,我們的「姊妹」林鄭月娥和本該維護法治的律政司司長(註)竟然破壞了我們的警隊、廉署、公務制度,也陷我們的法庭於不義。

昨天法庭對三位學生的判刑,可能比他們的預料還好一些,法官也說了一些算是公道的說話。但我的看法是法庭其實根本應該拒絕接受這些案件,請政府用政治智慧去解決自己闖的禍。

人民對警察傳統的尊敬已失了,少數害群之馬固然可惡,但他們的上司讓他們以為可以放肆濫權。政府更是罪魁,制造了社會憤怒,卻讓前綫警員 - 我們的兄弟姊妹 - 去冒險。

廉署的亂局破壞了前人多年的努力,損害市民的信心,後果不堪設想。

但這次政治篩選真使我們忍無可忍了。我從來沒有支持過港獨,但政府為了害怕討論港獨,把一個破壞選舉公平的重擔子放在一位公務員身上,真是又可恥,又可惡。

我這個自1948年在香港生活,為香港服務的老人,呼籲香港市民不要再逆來順受,家行出來,大聲斥責

 

註:按Facebook朋友意見,作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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愛心捐月餅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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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一個「沉痛的呼籲」講起(回應Gianni Valente)

最近我受到一種稱為「肺炎支原體」的病毒攻擊,住院三星期,我回到修院後仍需要一段頗長的復原期。豈料出院後知道,我又曾受到另類攻擊,那是來自一位意大利的「老友」詹尼.瓦倫特(Gianni Valente),他的文章登在頗暢銷的一份報紙La Stampa上。我的健康狀況本不適合我捲入另一場鬥爭,但真理有它的權利,我不可以不出來作出一些澄清。

(一)我的博文究竟說了什麼

在我的博客上我對國內教會的兄弟姐妹作出了一個呼,瓦倫特從中找到了我的罪證,忍不住暗喜。

我呼籲的標題被翻譯成:「兄弟姐妹們,讓我們維護我們的榮譽!」我無意批評譯者,我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準確地翻譯這個中文詞彙。這是不容易的(那是中文呀!)。

我用的中文字是「爭氣」,(爭取一口氣)(能吐出一口氣)。意大利文的「吐一口氣」也正有「說話」的意思。「爭氣」也可以說是「爭取說話的資格」,尤其是指「最後的一口氣」,最後一句話。能夠說話是一種尊嚴,而不能說話是莫大的恥辱。要人閉嘴,就是要人認錯。

諷刺的是,我們現在的情況所指的最後一口氣、最後的一句話,卻正是一個響亮的沉默。我的呼籲的真正內容就是:「讓我們有尊嚴地靜靜地退出!」

這不是呼籲衝鋒,(如瓦倫特所以為的。「……無需理會!不用考慮!分道揚鑣!」)不,這是號召退兵。是呼籲兄弟們保持冷靜,接受失敗,不要做不理性的事(不要讓我們的敵人充當先知,說保皇黨成了背教者!)

(二)什麼失敗?命令「轉軚」(作出方向性的改變)

我們失敗了?但輸了甚麼?

我們知道中國無神政府一直想全面控制宗教。直到現在,大量天主教徒,無論是地下教會團體或是官方的地上教會團體,在面對巨大犧牲之下仍忠於耶穌,忠於耶穌在伯多祿及宗徒們身上所建立的教會。但今天教會權威當局似乎會出一份聲明告訴我們,要改變方向:教會的教義教規過往所反對的,將成為合法和正常;以後每個人都要服從由政府管理的教會;每個人都要服從那些直到今天仍然是非法的、甚至被絕罰的主教!原來,這些可憐的對立者錯了幾十年?!

我的呼籲是為這可能發生的事作出準備,這可能性曾經幾乎不存在,但現在已變得大有可能了。那怎麼辦?接受返回到瓦倫特所說的「地下墓穴」教會的狀況。墓穴教會不是正常的;但當正常的並不合法,而合法的又不受政府允許,在別無選擇之下,就只有在不正常的狀態之下堅持合法的。

瓦倫特提到了“Pax Sino-Vatican”(中梵和平),這讓我想起了著名的“Pax Romana”(羅馬和平,指羅馬帝國統治下的和平時代),但那「和平」完全是由刀劍爭回來的,是軍隊打出來的,他們凱旋回羅馬時拖著一大群奴隸!

我的呼籲是充滿悲傷和憂愁的。在這裡,我本可把話說完,請求瓦倫特可憐我們,至少尊重我們的痛苦,讓我們靜靜地痛哭。

(我記得很久以前在一個國內的天主教網站上出現過這樣的一句話:「那麼多年來,我們的敵人都未能要我們死,現在卻是我們的父親要我們死。好吧,就讓我們去死吧。」)(你們有沒有注意到,小朋友被媽媽打屁股時,仍會抱著媽媽的腳,即使一直在哭泣和叫喊,都不會離開,因為離開了母親還有哪裏可以去?)

(三)接受協議和良心質疑。儘管教宗而忠於教宗

我敢肯定,瓦倫特不會那麼輕易放過我。他會說:「你的呼籲強制禁止其他人加入愛國會!」

我的第一句是:「你不用跟著(該協議,跟到底)」。是的,在我們接受來自羅馬的指示的同時,良心還是底線。若良心認為是違反信仰的,我們便不能做。我們不能跟隨那顯然違背真正天主教信仰的協議。教宗方濟各多次捍衛民眾有不服從有違良心之事的權利。他是耶穌會士,對於很重要的事情也會依賴個人的辨別,他不會拒絕他的子民擁有這個「良心質疑」的權利。   

我們接受來自羅馬的指示時有這個限制,使得我們更加痛苦。這對我身為慈幼會士像是撕破了心,因為我們保皇黨堅持敬禮教宗(是的,我們稱之為三個敬禮,向聖體、聖母和教宗的敬禮),但在這事上卻不能跟教宗走到底(例如加入愛國會、擁抱一個完全是無神政府所辦的教會)。

我們不能不拒絕行這一步,正因為它直接與伯多祿的權威互相矛盾。是的,在這情況下(在此刻我們仍強烈希望不會發生這種情況),我們要忠於教宗(基督的在世代表)的權利,儘管看來似乎不聽教宗的話。如果瓦倫特對這說法感到驚異,這祇意味著他並不認識教會歷史。

在瓦倫特文章的最後一部分,他談到了「與羅馬主教的真正共融」。我們托付永恆的判官來判斷,與教宗真真正正的共融,是我們的那種,還是那些今天跑出來吶喊的那種(例如,有人接受法文媒體《亞洲教會》的採訪時說):「來,準備好了,所有人服從教宗,不管他怎麼決定!」(很明顯這些人有一個很大的期望,就是教宗能確認當前的不正常狀態,那末他們就能在裡面繼續享受他們的既得利益)。

(四)教宗的訓導清楚說明:不要加入愛國會

瓦倫特會堅持說:「你真強制禁止其他人加入愛國會呀!」。是的,我說過:「你們絕對不應該加入愛國會」。但我並沒有說是憑我的權威,那是教宗本篤十六世的權威,並得到教宗方濟各確認,方濟各說教宗本篤的信函仍然是有效的,所有人都應該閱讀它。  

我說了:「根據教宗本篤十六世的信函,一個獨立自主自辦教會的原則,就是讓政府管理教會,不符合我們的信仰」。瓦倫特說,我沒有準確引用教宗的話,我同意。但他認為我說的不符合教宗所說的,那我就絕不同意。任何認識中國教會情況的人都會認同,政府辦教這個說法,完全符合教宗本篤在信函中用別的話所描述的

信函中的第七節第一段:「……上面提到了信眾教友和牧者們都涉及的強烈衝突的痛心局勢。對此作個認真的分析則突顯出,在各種導致上述狀況的原因中,首推那些被貫以天主教會生活主要責任者的機構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事實上,時至今日,上述機構的認可,仍然是衡量一個團體、一個人或者一個宗教場所是否合法,即官方的標準。」 

第五段:「……某些由國家建立的、與教會體制無關的機構,淩駕於主教之上領導教會團體的生活,是不符合教會道理的。」第六段:「……上述機構所宣稱的宗旨,落實「獨立自主自辦教會和民主辦教原則」,與教會道理是無法調和的。」(愛國會的名出現在附註中) 

第八節第二段:「……近年來,因著各種原因,你們主教弟兄們遇到了一些困難,因為有「非聖職者」,甚至尚未受洗者,以國家不同機構的名義控制、決策教會的重大事務,包括主教的任命。其結果是……貶抑了伯多祿與主教的職務。」

政府說官方教會是由「一會一團」(愛國會和主教團)管理,但明顯地國家宗教事務局的官員領導這「二合為一」的組織,會議都是他們主持的。(政府現在甚至毫不掩飾這個事實,大家在照片上能見到是宗教局官員坐在中間主持會議,而「一會一團」的領導就在左右兩邊,低著頭接受指示)。

而中國教會的最高權力機構是中國天主教代表大會,每五年召開一次會議。在過去總是劉柏年做主席,該由與會代表選舉出的新一任領導班子,即一會一團的正副主席,開幕時也早已坐在主席台上。劉柏年在上一屆會議被推舉為榮譽主席,表示他已退休,但事實上他卻經常從北到南全國奔波。我們要看下次開會又會是誰當主席。

我充分證明了我說的話完全符合教宗本篤的信函,而瓦倫特似乎不那麼肯定他自己說的話,他用很深奧的字眼描寫了那、可能出現的、我認為違背教會訓導的最終協議。以我所有的神哲學知識,以及我的意大利文知識,我仍感到很難理解。他說那些指示是:「……措施和做法……作為最後的手段,為應付將來中梵之間開始有協議時的後果」(能明白他的人真有福了!)

(五)我們被矇在鼓裡,祇能瞎猜。前景絕不使人放心

我說可能他們會簽署一個我們不能接受的協議。我說希望這事不會發生。一切都沒有定論。你會問:事情還未發生,你緊張甚麼?就是因為不知道才緊張呀。我們一直被矇在鼓裡,只知道雙方會面越來越頻密,但卻不知道談判的內容。

其實中梵雙方一直有非官方的接觸。在唐高樞機(Tomko)當傳信部部長的年代,直到2000年,中國教會事務委員會還未成立,但教會內部有定期的、聯席且擴大的會議,討論中國教會問題(「聯席」就是由傳信部和國務院共同召開;「擴大」就是也有一些中國教會專家參與)。我起初以香港修會會長聯會主席,後來以在國內修院教書的教授,最後以香港助理主教的不同身分被邀與會,當時的國務院副秘書長兼首席談判員切里蒙席(Celli)會與我們分享會面的內容。

可惜唐高樞機卸任之後,他的繼任人任內對中國教會事務一片空白。他的接班人更不行,即使已有一個真正的中國教會事務委員會,與北京的談判成了羅馬教廷的機密,一點消息都不向委員會成員透露。

如今,委員會更消失無蹤了。教宗方濟各上任後,教廷曾通知我們會在2014年春季開會(三年一任的最後一次全體會議)。可到現在一點訊息都沒有了,也沒有接到委員會的死亡通知書。這對委員會的成員是極不尊重,也偏離教廷傳統的禮貌做法。

現在只有兩位華人樞機,都還未死,也沒有痴呆,我是其中一位,卻不讓我關心中國教會的相關談判。羅馬還有一個華人,看來不太受歡迎,被充軍去關島了。他們整天說要對話,但卻封殺了教會內部的對話。

由於缺乏溝通,我們只好猜想,把不同的信息拼湊起來。韓德力神父好像甚麼都知道,因為他是教廷和北京的好朋友。而在羅馬的《亞洲新聞》消息也頗靈通。但是拼湊出來的景象,使我們非常不放心。

(六)我是病態鬥士?我為無聲者發聲

到此為止我們正在談論目前特殊的情況。但瓦倫特想要把我放回更大的背境裡,給我冠以「不停鬥士」的稱號(或如一位樞機高官所稱的gladiator「羅馬鬥獸場內的鬥士」)。

瓦倫特指責我「動員了二十年,一直反對所有不配合我觀點的,教廷的行動」。更甚者是:「扭曲了中國天主教七十年來的歷史,否定了一切不利我「永久鬥爭」的因素」。

七十年是很長的時間,中國共產黨管治大陸也沒有七十年的歷史啊!那麼,我扭曲了中國教會在共產黨開始統治至今的全部歷史?扣這樣大的帽子,叫我怎樣回應呢?

不如談談這二十年吧。二十年前,即一九九六年左右,我剛被任為助理主教。如果沒記錯,那時瓦倫特與我是好朋友。他當然不會說我是鬥士。他知道並表示欣賞我正在八九年天安門事件後進入國內,七年之久去了大陸的不同公開修院教書(上海、西安、武漢、石家莊、北京、沈陽)。每年有半年的時間在大陸,與我們的弟兄對話,也與難為他們的政府人員對話。很長的一段時間一起生活。政府對我很客氣,我沒私人理由對共產黨有仇恨。如果不是被任命回港當助理主教,我會繼續在大陸教書,政府官員也會繼續欣賞我的良好品行。

但在長時期的共同生活中,我看到我們的主教不斷受他們的侮辱。許多弟兄在痛苦中堅持信仰,他們的Sensus Ecclesiae(教會感)令我慚愧。

其實真正的動員應該是在教宗本篤十六世2006年擢升我為樞機之後,是十年後之事。這十年我是打了仗。不過並不因為我喜歡打仗,是因為國內信眾不能發聲,沒有言論自由,我不得不打這場仗,為他們發聲。

請准我稍為離題。我不相信瓦倫特不知道中國沒有言論自由。那末他怎麼能說那些被他訪問的主教,能暢所欲言?尤其那些介乎地下和地上教會之間的神職人員,他們努力爭取加入公開教會。他們只能說政府愛聽的話。瓦倫特訪問一位大陸主教,主教對瓦倫特說他的教區沒有愛國會。第二天政府就給他們成立了一個。瓦倫特大概不知道吧?

我是無聲者的聲音。我的弟兄不單止在政府面前不能發聲,他們的聲音也達不到教廷那裡,這幾年,有非法、甚至絕罰的主教、很威風,以主教身份舉行禮儀、聖事,還敢祝聖神父執事。有合法主教參與非法祝聖主教,三四次之多。中國天主教全國代表大會召開,幾乎全部地上主教到場。羅馬沒有發聲。這些都是嚴重違反教會信仰和紀律的事,難道教友沒有權利要羅馬解釋嗎?

(七)內鬥拒絕對話不惜任何代價要對話「成功」

瓦倫特指責我反共鬥爭,更指責與羅馬教廷內對中國教會有話語權的大臣們鬥爭

這指控相當嚴重,但問題出在哪裡呢?有人說我拒絕對話。天呀!他怎會這樣認為呢?我完全接受教宗本篤信函第四節第七段所說:「與合法的政權持續衝突是不能解決現存的問題的。」(當然,對話有好的結論時問題才解決。)但教宗本篤繼續說:「同時,當政權不恰當地干涉教會的信仰問題和教律時,我們亦不能就此屈從。」教宗方濟各在南韓向亞洲主教講話時,也肯定了這原則,他說:真正對話的第一個條件是要忠於自己的本質。

因此,如果希望對話真正成功,就要尊重自己的和對方的本質。但現在我們有沒有這個基礎呢?當有宗教組織指出其內部最高權力機構是屬於自己的,獨裁政府能夠尊重這個宗教組織嗎?而宗教組織可以拱手相讓由無神政府完全控制嗎?

所以,首先我們必須面對這事實:共產主義是真正的獨裁統治。當我前陣子在博文上寫說,和共產政府對話好像讓聖若瑟跟黑落德王對話時,聽來似乎是一個笑話,其實它離事實並不遠。我們在羅馬教廷的領導們,難道你們從來沒有研究過馬列主義?是的,不要忘了,列寧很重要。根據馬克思,階級鬥爭勝利後,無產階級「暫時」專政,但到了列寧,卻變成了「永遠」專政。

意大利朋友,天主善待了你們,使你們從未受過現代的專政統治:納粹主義和共產主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不過是小兒科)。那些沒有經歷過獨裁統治的人,是很難想像到它的恐怖。真正獨裁政權下是沒有妥協的是要全面屈服的,奴役人民,侮辱人民

中國共產黨殺了千千萬萬人後,或許不用再殺那麼多人。但已存在一個「暴力的處境」,最基本的人權被否決了。難道大家沒看到中共最近在國外多麽專橫?在國內壓迫得多麼厲害?(喬治.魏格爾(George Wiegel)最近在《First Things》雜誌有一篇文章值得看看 http://www.firstthings.com/web-exclusives/2016/07/the-ostpolitik-failed-get-over-it)。

這樣的政府對梵蒂岡會特別客氣嗎?面對近年的一連串事件(拆十字架和聖堂,以及對宗教組織的洗腦班,中央指示宗教該如何接受國家的領導),我們尊貴的國務卿怎麼會說「對話的前景充滿希望」呢?

有一位地下神父,四十歲,名叫「和平」,他很有學問、為人熱心,備受教友的尊重和愛戴。他2015年11月初在很離奇的情形下死亡。政府的公安部稱在河裡發現他的遺體,宣稱他自殺,但在重重疑點之下,完全不讓親人查證真相。     

這位神父寫過一篇文章《時間屬於祂》,指出:「當其他宗教都有愛國會,我們怎能妄想天主教會能幸免呢?當全中國都沒有言論自由之時,你怎可能奢望我們就會有呢?」

因此,放棄對話?不是,但你去到談判桌上時,必須有準備,也許第一百次,最終要承認對話還沒有成功的可能。我們怎麼可以合理地希望對話取得圓滿成功?中國共產黨已完全控制地上教會了,他們願意放棄一點點的控制權嗎?現在即使對話不成功,政府也不會有損失。他們很樂意對話,只希望得到教宗一紙祝福,認可這個不正常的、客觀上已是裂教的教會。(教宗沒有這樣稱之,是因為知道很多人是被迫的,在巨大壓力下屈服了。)要不惜任何代價完成對話有人準備祝聖一個分裂的教會嗎

聽說他們只討論主教任命的問題,而把其他的問題置之不理。但那些都是天大的問題呀!?即使祇討論主教任命的唯一話題,我們能接受現狀嗎?「民主選舉」?(中國是沒有真選舉的,都是在演戲)。「由主教團批准」?(主教團根本不存在,只是名義上的)。「由教宗最後同意」?(只是做個簡單的簽名手續,沒有真正的決定權)。「之後就叫地下的全部上來,進入中國天主教,而不是在中國的天主教會」?(你可能不會注意兩者在中文的差別,從中國天主教矛盾不明顯,但說Chinese Catholic Church矛盾就突出了。)

(八)東方政策

講到這裡,我不得不提「東方政策」。有人會說:你為何又舊事重提?正因它不是舊事。我們的領導仍活在以前的國務卿卡薩羅尼(Casaroli)偉大奇蹟的幻想之中(我們不討論他的聖德,知道他是一位頗有愛德的神職人員)。

「東方政策」在政治層面是有道理的,因為經濟利益可以與政治利益交換,但我們與那些只知金錢和權力的對手有甚麼可交換?我們只可把我們的(屬靈)權利讓出來。我們可以這樣做嗎?

瓦倫特說「東方政策」早已開始。是的,鐵幕封鎖了東歐,若望二十三世及保祿六世教宗都想找到出路。但真的找到了嗎?教宗和樞機們當時根本不清楚鐵幕後面的情形,只好委托卡薩羅尼全權負責,他這個可憐人,也只能在黑暗中摸索(而對方在梵蒂岡則佈滿間諜!看一下魏格爾的《The End and the Beginning》那本書就知道了)。

得到什麼成果?「我們保證了有主教!」。是怎樣的主教?那些主教都是傀儡,是無神政府的官員,不是羊群的牧者,是掠食的狼。「我們努力使教會不致滅亡(modus non Moriendi)!」這些國家的教會不是因為梵蒂岡的外交努力而生存下來,而是靠教友的堅強信仰保存下來的!

那麼,「你選擇對抗而不是對話?」一隻羔羊不肯被狼吃掉,這叫對抗?

瓦倫特曾說,甚至維辛斯基樞機(Wyszynski)也支持卡薩羅尼的「東方政策」。多麼可笑!難道他認為,若不如此,維辛斯基樞機應該出來公開批評由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任命的國務卿?批評他的作為?

有人會問:「那麼,為什麼教宗若望保祿二世作出這樣的任命呢?」在一部有關若望保祿二世的電影中,若望保祿對他說:「親愛的卡薩羅尼,我們兩人的想法不同。我任命你作為國務卿,因為我們可以互相補足。」這可能很真實。但許多歷史學家認為(我不認為是惡意的猜測),教宗想安撫他的敵人。卡薩羅尼可以作為一個「煙幕」,讓若望保祿能從他的書房指揮行動,把波蘭從共產黨獨裁統治中解放出來。

2008年11月下旬,我接到一個不公開的消息,中國官方教會即將慶祝首次自選自聖主教五十周年。我跑到羅馬,得到教宗本篤接見,並有貝爾托內樞機在場。我說,這是挑釁的行為,尤其是當雙方已有非正式接觸了。我又說,政府敢於不斷挑戰梵蒂岡,因為他們看到教廷採用「東方政策」。那一刻,教宗本篤向著貝爾托內樞機說:『你還記得嗎?當年若望保祿二世來到教廷說:「東方政策」,夠了!』我不用多說了。

(九)教宗批准任命在愛國會內的主教也沒有叫他們退出愛國會,那麼……

瓦倫特對一個問題似乎特別有把握。他說,教宗們批准了許多在愛國會內的主教,有些甚至在愛國會內擔當重要職位。所以,隸屬愛國會「本來」就不是和伯多祿繼承人之間,在聖事和聖統內共融的全面認可的障礙」。此外,教宗從來沒有要求他們以退出愛國會「作為獲得宗座批准主教任命的條件」。 

當教宗任命或承認他們為主教,當然給了他們聖事和管治權力,但這並不能證明教宗這樣做法和他們隸屬愛國會的身份「本來」沒有矛盾,教宗本篤說過,愛國會的性質與天主教教義不相容。

國內教友多次指出這個矛盾,教廷從不答覆。我曾寫過一小冊子:「教宗2007信的解讀」,教宗本篤詳細看過,說沒有問題,我祇出版了中文版。解讀中我先引述教宗的話。關於教宗認可了(及批准了)的地上主教,教宗說:「可惜,(1) 多次發生了司鐸及信友們……未被相應地知會其主教得以合法化的事宜……(2)此外,有些主教本人也沒有明顯作出已獲合法身份的表示」,所以教宗叮囑說:「……(1)(他們)必須在短期內公開其已合法的主教身份,(2)並不斷地表現出與伯多祿繼承人完全共融的明顯行為。(第八節第十一段)。然後我解釋說:教宗所做所說沒有矛盾。而「矛盾的是有些被認可或被批准的主教,他們一方面得到教宗慷慨的恩賜被接納於聖統的共融之中,但另一方面卻沒有把這事實生活出來。一位口口聲聲支持獨立自辦教會的主教,怎能算是與聖座共融呢?

(十)必須清晰不能再模糊了

當唐高樞機的繼任人的繼任人也有了其繼任人後,那位部長在他首次主持的中國教會事務委員會常務小組會議中與大家達成共識,認為有必要澄清這一點。在長期容忍矛盾(模糊)的情況下,見到結果顯然是全面失敗,現在不得不改變策略,終於該給出清晰的方向。先宣傳並解釋讓大家知道愛國會是我們不能接受的。這是委員會的最後一次會議。我不知道按這新策略的路線教廷做了些甚麼。

時間上的巧合讓人相信委員會的共識,也可能已傳達到了上海教區,為此,四年前,馬達欽主教在7月7日他的主教祝聖禮的最後,發出了他的聲明,得到天主的子民經久不息的掌聲歡迎。整件「七七事件」的經過向世界展示了中國宗教政策的荒謬原則:「誰愛國就應該拒絕他的宗教良心」。他們強逼德高望重的上海金魯賢主教,要他違背自己的良心,同意在其繼任者的祝聖禮上,與一名非法主教共祭,來證明自己忠於祖國!?他實在再不能忍受這樣的羞辱了。

但現在看來,在各處類似的情況下,來自上層的勸告常是「要低聲下氣」、「要屈服」、「要投降」……有人懷疑馬達欽主教的「變臉」是出於羅馬的鼓勵。但梵蒂岡回應說:「任何的猜測都是不適當的」。我會說:「這些猜測是不可避免的」。大家都還在等待一個清晰的澄清。

主啊,你不是對伯多祿說了:「堅固你的弟兄」嗎?

附註:親愛的詹尼,寫這篇回應,為在康復中的我來說,是很辛苦的。 下次免了我吧,拜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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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文版:

http://oldyosef.hkdavc.com/2016/07/28/a-painful-appeal/

意大利文版:

http://oldyosef.hkdavc.com/2016/07/18/un-appello-doloros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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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AINFUL APPEAL

After three weeks (11 June – 2 July) of terrible battle against the attack of a virus called “Mycoplasma pneumoniae” I am back to my religious house for a long recovery. But here I am being told that I was subject to another kind of attack, on the prestigious pages of “La Stampa”, from my “friend” Gianni Valente.

My health condition could exempt me from being involved in another battle, but the truth has its rights and I cannot desert my duty of offering some clarifications.

  1. AN APPEAL OF MINE IS BEING QUESTIONED

First of all the “status quaestions”. It is a short appeal I made from my blog to my brothers in mainland China. Valente has found at last the “corpus delicti” (the material evidence of a crime) and cries to the scandal, not hiding a certain complacency.

The title of my appeal is translated: “Brothers and sisters of the continent, we need to do ourselves justice!” I do not criticize the translator, I don’t even know how to translate exactly my chinese. It is difficult (it is chinese!)

The words I have used are, literally, “contend the breath!” Here the “breath” corresponds to “speak out” in Italian and the “last breath” would mean the “final word”. Being able to “breathe out” is a sign of dignity, while it is shame having to hold one’s breath and shut up, because one knows to be in the wrong. The irony is that in our case the last word will be just a resounding silence. Here is the real content of my appeal: “Let us retreat in silence with dignity!”

It is not a call to battle as wants Vallente: “…ignore it! Don’t consider it! Dissent from it!” No, It is just a call to retreat, an invitation to calm, to accept the defeat without giving in irrational reactions (let’s not make prophets of our enemies, who say that from papists we are going to become apostates!).

  1. WHAT DEFEAT? ORDER TO CHANGE COURSE.

But what defeat it is about?

We know that in China the atheist regime has always wanted to totally control the religions. Until now large groups of Catholics, both underground and in officialdom, making great sacrifices, remain faithful to the Church founded by Jesus on Peter and the Apostles. But today a specter appears in the horizon, of a statement coming right from the authority of the Church, that tells them to change course. What was declared as opposed to the doctrine and discipline of the Church will become legitimate and normal; everyone will have to submit to the Government that manages the Church; everyone will have to obey to bishops who until today are illegitimate and even excommunicated. So, they have been wrong for decades these poor “confrontationists”?

My appeal is to prepare the minds for such an eventuality, which once seemed impossible, now it looks very likely. What to do? Accept to go back, as Valente says, to the catacomb situation, which is not the ordinary situation. But, when the ordinary is illegitimate and the legitimate is not allowed, there is no choice but to hold to the legitimate in a extraordinary way.

Valente mentions a “Sino-Vatican Pax”. This makes me think of the famous “Pax Romana”, a “peace” built and maintained with iron and fire, …the symbol is the triumphant return of the conquering legions pulling behind hosts of slaves.

There you see, my appeal is full of sadness and sorrow. Here I could finish my article begging Valente to have mercy on us, to respect at least our sorrow and let us mourn in peace.

(I remember one expression which appeared long time ago on a catholic website in China: “For many years our enemies have failed to kill us. Now we have to die at the hands of our Father. All right, let’s go to die”.) (Have you not ever noticed that the child, even when he receives some spanking from the mom, he does not run away, but clings on to the leg of the mother, maybe crying and screaming…he has no where to go away from the mother.)

  1. ACCEPTANCE OF THE AGREEMENT AND OBJECTION OF CONSCIENCE. LOYALTY TO THE POPE IN SPITE OF THE POPE.

I am sure Valente will not leave me alone so easily. He will say: “how about your peremptory prohibition to join the patriotic Association?”

My first statement is: “you need not follow (that agreement all the way)”. Yes, in our acceptance of the provisions from Rome there is a limit, the limit of conscience. We can not follow that eventual agreement in what appears to our conscience to be clearly contrary to the authentic Catholic faith. Pope Francis has often defended the right to conscientious objection; then he, a Jesuit, who leaves even the most complicated problems to personal discernment, will not deny this right to his children.

The limit of our acceptance makes it even more painful. It will be for me a real tearing of the heart, between the Salesian instinctive devotion to the Pope (yes, we call it devotion. The 3 Salesian devotions: to the Blessed Sacrament, to Our Lady and to the Pope) and the inability to follow him all the way in the case, for example, that he encourages to embrace the Patriotic Association and join a Church totally subservient to an atheist Government.

We will have to refuse to take that step just because it formally contradicts the petrine authority. Yes, in the case under consideration (in this moment we still strongly hope that it does not happen) we will have to be loyal to the Pope (the Papacy, the authority of the Vicar of Christ) in spite of the Pope. If Gianni Valente gets scandalized, it means only that he is lacking knowledge of Church history.

In the final part of his article, Valente speaks of the “real communion with the Bishop of Rome”. We entrust to the eternal Judge do judge whether the truly real communion with the Pope is ours or that of those who today cry out loud (as, for example, someone, interviewed by L’Eglise d’Asie, said): “Come on, get ready, everyone, to obey the Pope, whatever he decides!” (obviously this person has great hope that the Pope will confirm the present abnormal state, in which he will continue to enjoy his acquired benefits.

  1. DO NOT JOIN THE PATRIOTIC ASSOCIATION. TEACHING AUTHORITY OF THE POPES.

Valente would insist: “There is in your appeal the peremptory prohibition to join the Patriotic Association!” Yes, I have said: “We must absolutely not join the Patriotic Association”, but not on my own authority, it is the authoritative teaching of Pope Benedict, confirmed by Pope Francis, who said that the letter of Pope Benedict is still fully valid and we do well to read it.

I have said: “according to the letter of Pope Benedict, the principle of an independent Church, i.e. the way of letting the Government to run the Church, can not be harmonized with our faith.” Valente would be right to say that I did not make an exact quotation, but I disagree that it was “an unfaithful summary of the original text.” Anyone acquainted with the reality of the Church in China will find my expression “the Government runs the Church” to be an exact summary of what Pope Benedict has described in his letter with different words:

 (Chapter VII, section 1): “…painful situation of strong differences, involving the lay faithful and their Pastors, highlights among the various causes the significant part played by agencies that have been imposed as the principal determinants of the life of the Catholic community. Still today, in fact, recognition from these agencies is the criterion for declaring a community, a person or a religious place legal and therefore official…”

(Section 5): “…it is clear that the claim of some agencies, desired by the State and extraneous to the structure of the Church, to place themselves above the Bishops and to guide the life of the ecclesial community, does not correspond to Catholic doctrine.”

(Section 6): “…the declared purpose of the afore mentioned agencies to implement ‘the principles of independence and autonomy, self-management and democratic administration of the Church is incompatible with Catholic doctrine…” (The mane of “Patriotic Association” is explicitly mentioned in the foot note).

(Chapter VIII, section 2): “…persons who are not ‘ordained’, and sometimes not even baptized, control and take decisions concerning important ecclesial questions, including the appointment of Bishops, in the name of various State agencies. Consequently, we have witnessed a contempt for the Petrine and Episcopal ministries…”

The Government says that the “official” Church is governed by “One Association and One Conference” (The Patriotic Association and the Bishops’ Conference), but who leads this “two-in-one” organism? It is the Government through the officer of the S.A.R.A. (State Agency Religious Affairs), who presides over the meetings. (The Government doesn’t even feel the need to hide such reality showing with ostentation photographs where the director of S.A.R.A. chairs the meeting, while the president of the Patriotic Association and the president of Bishops’ Conference, to his right and left, head bowed, listen to his instructions).

The supreme authority of that Church resides in The National Assembly of Catholic representatives, which is convened every five years. To preside over such meeting in the past was always Mr. Liu Bai-nian; at presidential table seat all those who are going to be elected, during the meeting, to be presidents and vice-presidents of the Patriotic Association and of the Bishops’ Conference. Mr. Liu Bai-nian was declared Honorary President in the last Assembly, so he must be already in retirement, but in reality he is still working as before, running from the North to the South of China. We will see who is going to preside over the coming Assembly.

I think I have been able to prove sufficiently that my words in the blog perfectly match the letter of Pope Benedict. But Valente doesn’t seem to be so sure of what he says. When trying to justify what in my opinion is an agreement contrary to Popes’ teaching he used such complicated wording, which I struggle to understand in spite of my studies of philosophy and theology and my knowledge of Italian. He presented that agreement as “ …measures and practices… as a last resort, to dodge the implications of a possible future beginning of an understanding between Beijing and the Holy See” (my congratulation, if you can understand this!)

  1. WE ARE IN THE DARK, AND THE CONJECTURES ARE NOT REASSURING.

I have said that the possibility of an unacceptable agreement now looks likely. I have said also that in this moment we still desperately hope that it does not occur. So nothing is certain yet. Then why so much fuss?

It is true that we know nothing for certain, we are kept completely in the dark. We know that bilateral contacts are multiplying, but we don’t know the state of those negotiations.

Unofficial contacts existed before. At the time when Cardinal Tomko was the Prefect of the Congregation for Evangelization of Peoples, i.e. till year 2000, there was not yet a commission for the Church in China, but periodical meetings were held to discuss matters about the Church in China, meetings that were “joint” and “extended” (joint = with officials from both the Secretariat of State and the Congregation for Evangelization; extended = with participation of experts). As the president of the Union of Religious Superiors in Hong Kong, then as a teacher in Seminaries in China and finally as Coadjutor Bishop of Hong Kong, I was invited to those meetings, during which Mons. Celli, then undersecretary of the Secretariat of State and chief negotiator with Beijing, used to brief us on those negotiations.

During the years of the successor to Cardinal Tomko there was a complete void. With the successor of the successor, in spite of the existence of a fully-fledged Commission for the Church in China, the negotiations with Beijing have become an exclusive reserve for the Roman curia, no information ever shared with the members of the Commission.

Today the Commission itself has quietly disappeared. After the election of Pope Francis a meeting of the Commission was announced for the spring of 2014, but no more a word about it (no death certificate, no obituary). Extreme disrespect to the members of the Commission and to the one who set it up in the first place! Extreme deviation even from the tradition of formal politeness of the Roman Curia!

The fact is that one of the two living chinese Cardinals (and not suspect of senility) is barred from knowing anything about how they are negotiating the affair of the Church in China. There is still a chinese in “Rome”, but he must be a nuisance, he was exiled to Guam. How sad it is that the proclaimed promoters of dialogue, have suppressed it within the Church.

In this absolute lack of communication we can only resort to conjectures and guessing, trying to put together pieces of news from here and there. Fr. Heyndrickx seems to know everything, he is friend both of Rome and Beijing! At some distance there in Asia News usually pretty well informed. The picture we can make of these un-confirmed pieces of information is not reassuring at all! Things seem to be going in the direction we dread to see.

  1. AM I A CONSTANT FIGHTER? I MAKE MYSELF THE VOICE FOR THE VOICELESS

So far we are talking about the present crucial situation. But Valente wants to put me back into the larger picture and crown me as the “unstoppable fighter” (or of a “gladiator” in the parlance of certain high ranking Eminence).

Valente accuses me of “20 year mobilization against any steps taken by the Holy See to foster relations between the chinese authorities and the Catholic Church which he did not approve of.” Even more, “a set and pre-packaged representation of the case of chinese Catholics over past 70 years, which aims to sweep under the carpet any facts that are not useful in the ongoing struggle.”

Seventy years are so many. Seventy years ago the chinese communists have not yet conquered the power. Would I be guilty of having distorted the whole history of the Church in China under communist regime from its very beginning? How can I answer to accusation of such dimensions?

May be it makes more sense to talk about the 20 years. It was the 1996. At the end of that year, I was made the Coadjutor Bishop of Hong Kong. If I am not mistaken, Gianni Valente was then very much my friend and would not have qualified me as a fighter. He knew and appreciated the fact that right after the Tiananmen Square incident I entered China and for seven years went around teaching in the Seminaries of the official Catholic Community (Shanghai, Xian, Wuhan, Shijiazhuang, Beijing, Shenyang) spending six months a years there, in continuous dialogue with those our brothers and their persecutors. It was a long living together. The authorities treated me rather kindly, so I have no personal resentment towards those communists. Had Rome not made me a bishop, I would have continued teaching philology and theology in those seminaries “with high appreciation from the authorities for my good behaviour”.

But during that long living together I witnessed the humiliation of those our Bishops, the suffering of so many bothers because of their faith and their deep “sensus Ecclesiae” which made me feel very humble.

It may be more exact to say that the “mobilization” started in 2006, i.e. ten years later, when Pope Benedict made me a Cardinal. If since then I am a fighter, it was not out of my own whim. I speak out because I am the voice of the voiceless. In China there is no freedom of expression!

May I be allowed a digression? I can not believe that Valente ignores the fact that in China there is no freedom of expression. Then how can he affirm that the bishops he interviewed in China could say whatever they wanted? Especially those bishops who are trying to come out from the underground and get recognition from the Government, they can only say what please the Government. One of them told Valente: “there is no Patriotic Association in my diocese”. The next day Government officer came to set up the Association. Valente may not know that.

I am the voice of the voiceless not only to protest against the Communist Authorities, but also to put certain questions to our Roman Authorities. All these years actions were posited which offend the doctrine and the discipline of our Church: illegitimate and excommunicated bishops perform pontifical rites and sacred ordinations, legitimate bishops take part in illegitimateepiscopal ordinations up to four times; almost the total participation of the bishops of the official community at the National Assembly of catholic representatives. No word came from Rome! Don’t our brothers in China have the right to get confused and make questions?

  1. INTERNAL FIGHT? AM I AGAINST THE DIALOGUE? THE DIALOGUE MUST SUCCED AT ANY COST?

What Valente emphasizes is not my fight against the communists, but rather my dissent from those in Rome who hold the handle of the knife in matters regarding the Church in China.

Indeed, this is serious matter. But where is the problem? Some say: you are against the dialogue! How can that be? I strongly believe in what Pope Benedict says in his letter of 2007, chapter IV, section7, “…the solution to existing problems cannot be pursued via an ongoing conflict with the legitimate civil authorities (obviously only in the conclusions of dialogue you have finally the solution of problems). But the Pope went on saying: “…at the some time compliance with those authorities is not acceptable when they interfere unduly in matters regarding the faith and discipline of the Church”. The same principle was affirmed by Pope Francis when he spoke to the Asian Bishops in Korea, that the first condition for a true dialogue consists in the “coherence to one’s own identity.”

So the foundation for hoping in the success of a dialogue lies in the sincere will to respect one’s own identity and that of the dialogue partner. Is there such foundation in our case? Can a totalitarian Government accept a religion which claims its own supreme internal authority? Can a religion submit itself to the complete control of an atheist Government?

We must face the fact that the communist Government is a true dictatorship! When I likened our dialogue with a communist Government to San Joseph going to talk to Herod, it sounded like a joke. But it is not that far from the reality. Our dignitaries in the Roman curia, have they ever studied Marxism-Leninism? Yes, don’t forget Lenin, he gave a “eternal” structure to what Karl Marx said to be a “temporary”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 once they achieved the victory in the class struggle.

Dear Italians, you should be grateful to the Lord for having spared you the modern forms of dictatorship: Nazism and communism (Mussolini’s fascism is a laughing matter in comparison). Those who have not lived under those forms of dictatorship may have difficulty to measure all their horror!

In dictatorship regime there is no compromise, there is only total submission, slavery and humiliation.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fter they have killed hundreds of thousands, maybe they don’t need to kill so many nowadays. But the “state of violence” reigns, total denial of most basic human rights.

Who doesn’t know that today chinese communists are ever more arrogant abroad and oppressive at home? (a recent article by George Weigel in First Thing may give you some update). This same Government will use kindness with the Vatican? With all the recent facts (removal of crosses and demolition of Churches and all the speeches and brain washing sessions on the right of the State to guide and lead the religions) how can our most eminent Secretary of State say that “the prospective of dialogue are promising”?

A priest of the underground community, forty years old, name “PEACE”, very much learned and zealous, esteemed and loved by all who know him, died in mysterious circumstance in early November 2015. The public security says they found the body in a river, he must have killed himself. But they refuse to supply any evidence to clarify the true cause of death.

This priest had written: “How can we hope that, while all religions are led by the Government through the Patriotic Association, we Catholics may be exempted? How can we hope to enjoy freedom of speech, while all people in China are deprived of such right?”

So the conclusion is to refuse dialogue? No. But you must go to the negotiating table ready to admit, in the end, perhaps for the hundredth time, that dialogue is not yet possible. How can you reasonably hope in the success of the dialogue? Will the chinese communists give up a little of the complete control of the official community of Catholics they firmly hold in their hands? In the case the dialogue fails, they lose nothing. But they come willingly to the dialogue hoping to bring home a signature, the final blessing of the Popes on the present abnormal state of that Church, which, objectively, is already schismatic. The Popes prefer to avoid the word “schism” only because they know many have been forced into it under severe pressure. To be able to conclude the dialogue at any cost, are our people ready to pay the price of canonizing a schismatic Church?

Seemingly they are limiting the discussion to the question of Bishops’ appointment. But how can they leave out of consideration so many other problems which are enormous? As about the bishops appointment seemingly they tend to ratify the present procedure adopted by the official Church. But that is unacceptable. “Democratic election?” (there is no election in China not manipulated by the Government!); approval by the Bishops Conference? (There is no real Bishops’ Conference, only a name!); final consent of the Pope? (a simple formality?) What about the underground community? Every body will have to join this “Chinese Church”? No more Catholic Church in China! (in chinese the Catholic Church is called “Church of God”, in the term “Chinese Church of God” the contradiction is not obvious, while it is obvious in the term “Chinese Catholic Church”, where “Chinese” contradicts “Catholic”!).

  1. OSTPOLITIK

At this pointy I can’t help mentioning the Ostpolitik. “It’s past history!” No, our leaders in the Vatican are still full of illusion in the “miracle” worked by their teacher Cardinal Casaroli (no doubt he was a holy priest).

Originally Ostpolitik is about politics; in that field it makes sense, because here there is the possibility of some bargaining, trading economic gain for political concessions. But what do we have to bargain with those who only understand reasons of money and power? Can we sell the only thing we have: the spiritual power?

The Vatican diplomacy adopted the Ostpolitik under John XXIII and Paul VI. The situation of separation from the East Europe called for a way out. But was the Ostpolitik a real way out? The Iron Curtain cut all the channels of communication. The Popes and Commissions of Cardinals, in the almost complete lack of information, could only give Casaroli carte blanche, and Casaroli had to work in that quasi darkness (while the offices in the Vatican were full of spies – see “The End and the Beginning by George Weigel).

What achievements? “We assured the ecclesiastical hierarchy!” But what hierarchy? Puppet bishops, not shepherds of the flock but ravening wolves, officers of the atheist Governments! “We found a modus non moriendi!” The Churches in those countries have not been saved through the Vatican diplomacy but thanks to the unswerving faith of the simple faithful!

So “confrontation is the only way?” But how can you call it “confrontation”, that of a lamb which refuses to be eaten by the wolf?

Valente has written some time ago that even Cardinal Stephen Wyszynski supported the Ostpolitik of Casaroli. How ridiculous! Of course a gentleman as Cardinal Wyszynski was, he would never publicly criticize the appointment of Casaroli as the Secretary of State by Pope John Paul II or the way Casaroli fulfilled his role.

Why John Paul II has made that appointment? In a film John Paul II is made to say that, precisely because the two had different ways of understanding things,they could complement each other. May be very true. But not a few historians think (maliciously? I don’t think so) that by that appointment John Paul II wanted to reassure his enemies; Casaroli could serve as the “smoke screen”, while John Paul II would work out, from his studio, his own politics of Liberation of Poland from the communist dictatorship.

Late November 2008, I learned about a solemn commemoration of the 50o anniversary of the first illegitimate episcopal ordination in China being in preparation in Beijing. I rushed to Rome, was received by Pope Benedict accompanied by Cardinal Bertone. I pointed out that the commemoration was a act of challenge to the Pope’s letter of 2007 and given the existance of unofficial channel of communication with Beijing, the Vatican should voice its protest. I added a comment saying: Beijing Government dares to challenge the Vatican because they realized that the Vatican was playing Ostpolitik. At that point Pope Benedict said to Bertone: “Do you remember, when John Paul II came here, he said ‘Basta (enough) (to Ostpolitik)!’ There is no need I add anything.”

  1. POPES APPOINT BISHOPS WHO ARE IN THE PATRIOTIC ASSOCIATION AND DO NOT DEMAND THAT THEY LEAVE THE ASSOCIATION. SO?

There is a particular case about which Valente feels so strongly. I must say a word on that. He says popes have appointed bishops who are in the Patriotic Association where they may even hold high position. So, “the fact that those bishops were formal members of the Patriotic Association was never (in the Italian original there is the close ‘di per sé’ which is missing in the English text) an impediment to the full and recognized sacramental communion and hierarchy between them and the Successor of Peter.” Besides, the Popes have never imposed on them the duty of leaving the Association “as a condition for obtaining a papal mandate for their episcopal ministry.”

Of course, when the Pope appoints or recognizes bishops, he gives them the sacramental and jurisdictional power, but this does not prove that “di per sé” there is no contradiction with their membership in the Patriotic Association, which according to Benedict’s letter, is founded on principles contrary to catholic ecclesiology.

The faithful in China often point their finger on this contradiction. The Vatican is not used to answer questions. I drafted a “sussidio (Aid or guide) for the reading of Pope Benedict’s letter”. He had read it carefully and approved it,  for obvious reasons only the chinese translation was printed.

In that “sussidio” I first quoted from the letter, Chapter VIII, section 11, where, concerning cases of legitimatization (and approval, which would be of the same nature) the Pope lamented two inconveniences: “1o in most cases priests and the faithful have not been adequately informed that their Bishop has been legitimized, … 2 o what is more, some legitimized Bishops have failed to provide any clear signs to prove that they have been legitimized”. Hence the Pope made the following 2 recommendations: “1o that legitimization, once it has occurred, is brought into the public domain at the earliest opportunity, and 2o that the legitimized Prelates provide unequivocal and ever clearer signs of full communion with the Successor of Peter”.

My comments were: “So, there is no contradiction in Pope’s letter, but there is contradiction, i.e. incoherence, in certain legitimized or approved bishops, they have been accepted into the hierarchical communion by the generosity of the Holy Father, but they failed to live it up coherently. How can people who, in every occasion, shout loud their support for an independent Church, consider themselves to be in communion with the See of Peter?

  1. NEED OF CLARITY

When the successor of the successor of Cardinal Tomko had his successor, during a meeting, actually the last one, of the Standing Committee of the Commission for the Church in China chaired by him, it was clear to the participants that after a long period of tolerance of the situation of incoherence, resulting in a total failure, it was time for a change of the strategy: clarity is necessary! The meeting agreed on a preliminary stage of Catechesis, i.e. to tell everybody that the Patriotic Association is not acceptable. I don’t know how much action followed that consensus.

The matching of time allows me to believe that the consensus of that meeting was somehow been communicated to the Diocese of Shanghai. That may explain the fact that Bishop Thaddeus Ma at the end of his Episcopal ordination made that statement (met by a prolonged thunderous applause of the People of God).

What happened in Shanghai four years ago, the 7 of July, should help the whole world to see the absurd tenet of the religious policy in China: “if you love your country, you must act against your religious conscience!” They were forcing the highly respected Bishop Aloysius Jin, S.J. to concelebrate with an illegitimate bishop, and at the mass of ordination of his successor, to prove his loyalty to his country?! The old man could not allow himself to bear this further humiliation!

But today we see that in all similar cases the advice from above is to accept the humiliation, to compromise, to surrender…

At the stunning news of Bishop Ma’s “about face” many suspected some kind of intervention from Rome. After a week Fr. Lombardi answered that “any (such) speculation…is inappropriate”, I would say “unhelpful”, but “unavoidable”. We are still waiting for some clarification.

O Lord! Have you not told Peter “strengthen your brothers!”?

P.S. Dear Gianni, this piece I have written has casted me a lot, I am still convalescent. Please, spare me further lab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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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alian Text:

http://oldyosef.hkdavc.com/2016/07/18/un-appello-doloroso/

Chinese Text:

http://oldyosef.hkdavc.com/2016/07/29/從一個「沉痛的呼籲」講起(回應gianni-vale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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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APPELLO DOLOROSO

Dopo tre settimane (11 giugno – 2 luglio) di terribile battaglia contro l’attacco di un virus che si chiama “mycoplasma pneumoniae” sono tornato alla mia casa religiosa per una lunga convalescenza. Ma qui mi viene comunicato che sono stato oggetto di un altro genere di attacco, sulle pagine prestigiose de “La Stampa”, dal mio “amico” Gianni Valente. La mia condizione di salute mi potrebbe dispensare dall’essere coinvolto in un’altra battaglia, ma la verità ha i suoi diritti e non posso disertare il mio dovere di offrire alcuni chiarimenti.

  1. L’APPELLO MIO IN CAUSA

Anzitutto lo “status quaestionis”. Si tratta di un breve appello che ho fatto dal mio blog ai miei fratelli della Cina continentale. Valente vi ha trovato finalmente il corpo del delitto e grida allo scandalo, senza nascondere un certo compiacimento.

Il titolo del mio appello viene tradotto: “Fratelli e sorelle, facciamoci onore!” Non critico il traduttore dal mio cinese. Non saprei neanche io come tradurre esattamente il mio cinese. È difficile (è cinese!).

Le parole da me usate sono, letteralmente, “contendiamo il fiato!” Qui il “fiato” corrisponde proprio al “fiatare” italiano e specificamente si tratta dell’ultimo “fiato”, l’ultima parola. Poter tirare il fiato è segno di dignità, mentre è grande vergogna dover trattenere il fiato e stare zitto, perché uno si trova dalla parte del torto.                                Ma l’ironia vuole che qui nel caso nostro l’ultima parola sarà proprio un sonoro silenzio. Ecco, il contenuto reale del mio appello sarebbe: “Ritiriamoci in silenzio con dignità”. 

Non è una chiamata a battaglia come vuole Valente. “… Ignorate! Non prendete in considerazione! Dissociatevi!” No. È casomai un ordine di ritirata, è un invito alla calma, ad accettare la sconfitta, senza darsi a reazioni insensate. (Non facciamo profeti i nostri nemici i quali dicono che da papisti diventeremo apostati!)

  1. QUALE SCONFITTA? ORDINE DI CAMBIARE ROTTA

Ma di che sconfitta si tratta? Si sa che in Cina il regime ateo ha sempre voluto controllare totalmente le religioni. Finora gruppi consistenti di cattolici, tanto in clandestinità come nella ufficialità, con grandi sacrifici rimangono fedeli alla Chiesa fondata da Gesù su Pietro e sugli Apostoli. Ma oggi si presenta loro lo spettro di una dichiarazione proveniente proprio dalla autorità della Chiesa che dice loro di cambiare rotta. Quello che era dichiarato contrario alla dottrina ed alla disciplina della Chiesa diventerà legittimo e normale, tutti dovranno sottomettersi al Governo che gestisce la Chiesa, tutti dovranno obbedire a vescovi che fino ad oggi sono illegittimi e perfino scomunicati. Allora, hanno sbagliato per decenni questi poveri “confrontazionisti”?

Ecco, il mio appello è per preparare gli animi ad una tale eventualità, la quale una volta sembrava impossibile, ora ci si presenta molto probabile. Come fare? Accettare di tornare, come dice Valente, alla condizione catacombale. Condizione catacombale non è condizione ordinaria. Ma quando l’ordinario è illegittimo ed il legittimo non è permesso, non c’ è altra scelta che tenere fermo al legittimo in una condizione non ordinaria.

Gianni Valente menziona una “pax sino-vaticana”, questo mi fa pensare alla famosa “Pax Romana”, una pace costruita e mantenuta con il ferro e il fuoco, il cui simbolo è il trionfale ritorno delle truppe conquistatrici tirandosi dietro schiere di schiavi.

Dunque, il mio è un appello pieno di tristezza e di dolore. Qui potrei finire il mio discorso, pregando Valente di avere misericordia di noi, di rispettare almeno il nostro dolore e lasciarci piangere in pace nel silenzio.

 (Mi ricordo di una espressione apparsa già molto tempo fa su un sito Internet cattolico in Cina: “Da tanti anni i nostri nemici non sono riusciti a farci morire. Ora ci tocca morire per mano del nostro Padre. Va bene, andiamo a morire”). (Non avete mai notato che il bambino, anche quando riceve qualche sculacciata dalla mamma, non scappa, ma si aggrappa alla gamba della mamma, magari piangendo e gridando. Non ha dove andare lontano dalla mamma).

  1. ACCETTAZIONE DELL’ACCORDO E OBIEZIONE DI COSCIENZA. FEDELTÀ AL PAPA NONOSTANTE IL PAPA

 Sono sicuro che Valente non mi lascerà in pace così facilmente. Dirà: “E la sua perentoria proibizione di entrare nell’Associazione Patriottica?”

La mia prima affermazione è: “Non è necessario seguire (quell’accordo fino in fondo)”. Sì, nella nostra accettazione delle disposizioni da Roma, c’ è un limite, il limite della coscienza. Non possiamo seguire quell’eventuale accordo in ciò che alla coscienza appare come chiaramente contrario all’autentica fede cattolica. Papa Francesco ha sovente difeso il diritto all’obiezione di coscienza; lui poi, un gesuita che affida anche le cose più delicate al discernimento personale, non negherà ai suoi figli questo diritto.

Questo limite della nostra accettazione la rende ancora più dolorosa. Sarà per me una vera lacerazione del cuore, tra l’istinto salesiano di devozione al Papa (sì, devozione la chiamiamo; le tre devozioni: al Santissimo Sacramento, alla Madonna e al Papa) e l’impossibilità di seguirlo fino in fondo nel caso, per esempio, che incorraggiasse ad abbracciare l’Associazione Patriottica ed entrare in una Chiesa totalmente asservita ad un Governo ateo.                                                                                                                                             Dovremo rifiutare di fare quel passo proprio perché esso è formalmente in contraddizione con l’autorità petrina. Sì, nel caso contemplato (e in questo momento speriamo ancora fortemente che non si verifichi), noi vogliamo essere fedeli al Papa (al Papato, all’autorità del Vicario di Cristo) nonostante il Papa. Se Gianni Valente si scandalizza, vuol dire che egli è digiuno della storia della Chiesa.

Nella parte finale del suo articolo, Valente parla della “comunione reale con il Vescovo di Roma”. Affidiamo al Giudice eterno di giudicare se la vera comunione reale col Papa sia la nostra o quella di coloro che oggi gridano ad alta voce (come, per esempio, qualcuno intervistato da L’Eglise d’Asie ha detto): “Su, pronti, tutti quanti, ad obbedire al Papa, qualunque cosa egli decida!” (ovviamente questo tale ha grande speranza che il Papa confermerà lo stato attuale anomalo, in cui costui potrà continuare a godere i suoi vantaggi acquisiti).

  1. NON ENTRARE NELL’ASSOCIAZIONE PATRIOTTICA. INSEGNAMENTO AUTOREVOLE DEI PAPI

Valente incalzerà: “C’è nel suo appello la proibizione perentoria di entrare nella Associazione Patriottica”. Sì, ho detto: “Assolutamente non si deve entrare nella Associazione Patriottica”. Ma non ho detto questo di mia autorità. È l’autorità di Papa Benedetto, confermata da Papa Francesco che ha detto che la Lettera di Papa Benedetto è ancora pienamente valida e va letta da tutti.

Io ho detto: “Secondo la Lettera di Papa Benedetto, il principio di una Chiesa indipendente, cioè, il modo di lasciare al Governo di gestire la Chiesa, non si armonizza con la nostra fede.” Valente avrebbe ragione di dire che non è una esatta citazione, ma nego che sia “non collimante con il testo originale”. Chiunque conosce la realtà della Chiesa in Cina, troverà che l’espressione “lo Stato gestisce la Chiesa” è una esatta sintesi di ciò che Papa Benedetto descrive nella sua Lettera con altre parole:                                              “(Capitolo VII Paragrafo I): … La dolorosa situazione di forti contrasti che vede coinvolti fedeli laici e pastori mette in evidenza, tra le varie cause, il ruolo significativo svolto da organismi che sono stati imposti come principali responsabili della vita della comunità cattolica. Ancor oggi, infatti, il riconoscimento da parte di questi organismi è il criterio per dichiarare una comunità, una persona o un luogo religioso, legali e quindi ufficiali.  (Paragrafo V): … Risulta evidente che la pretesa di alcuni organismi, voluti dallo Stato ed estranei alla struttura della Chiesa, di porsi al di sopra dei vescovi stessi e di guidare la vita della comunità ecclesiastica non corrisponde alla dottrina cattolica.                        (Paragrafo VI)… La dichiarata finalità di suddetti organismi di attuare “i principi di indipendenza e autonomia, autogestione e amministrazione democratica della Chiesa” è inconciliabile con la dottrina cattolica. (Il nome dell’Associazione Patriottica è espressamente menzionato nella Nota).                                                                                             (Capitolo VIII, Paragrafo II): … Persone “non ordinate” e a volte anche non battezzate, controllano e prendono decisioni circa importanti questioni ecclesiali, inclusa la nomina dei vescovi, in nome di vari organismi statali. Di conseguenza, si è assistito ad un avvilimento dei ministeri petrino ed episcopale…”

Il Governo dice che la Chiesa “ufficiale” è governata da  “una Associazione e una Conferenza” (l’Associazione Patriottica e la Conferenza Episcopale), ma chi conduce questo organismo “due-in-uno” è il Governo nella persona dell’ufficiale della S.A.R.A. (Agenzia Statale Affari Religiosi), che presiede le sue riunioni. (Il Governo non sente neanche il bisogno di mascherare questa realtà, ostentando fotografie dove il direttore della SARA dirige le riunioni, mentre il presidente dell’Associazione Patriottica e il presidente della Conferenza Episcopale alla sua destra e sinistra, a capo chino, ricevono le sue istruzioni).                                                                                                                                           L’autorità suprema, poi, di quella Chiesa risiede nella Assemblea dei Rappresentanti dei Cattolici Cinesi che si raduna ogni cinque anni. Ma questa Assemblea era sempre presieduta dal Sig. Liu Bai Nian con al tavolo di presidenza i presidenti e vice-presidenti dell’Associazione e della Conferenza che verrebbero “eletti” durante l’ Assemblea. Liu Bai Nian è stato dichiarato, nell’ultima Assemblea, presidente onorario, cioè, già in pensione, ma in realtà lavora ancora in pieno e corre dal nord al sud della Cina. Vedremo chi presiederà la prossima Assemblea.

Io penso di essere riuscito a provare sufficentemente che ciò che dico collima perfettamente con la Lettera di Papa Benedetto. Ma Valente non sembra altrettanto sicuro di quel che afferma. Egli riferisce a quell’eventuale accordo, che secondo me contraddice l’insegnamento dei Papi, in termini così astrusi, che con tutti i miei studi filosofici e teologici e colla mia conoscenza della lingua italiana faccio fatica a capire. Presenta quell’accordo così: “… misure e prassi… come extrema ratio per dribblare le implicazioni di un possibile, futuro inizio di intesa tra Pechino e la Sede Apostolica” (beato chi lo capisce!)

  1. SIAMO NEL BUIO E LE CONGETTURE NON LASCIANO TRANQUILLI

Ho detto che l’eventualità di un accordo inaccettabile si presenta probabile. Ho detto che ancora addesso scongiuriamo che il fatto non si verifichi. Dunque non c’è niente di certo ancora. Allora, perché, mi si dirà, tanta eccitazione?                                                                   

È proprio vero, non sappiamo niente di sicuro, siamo tenuti completamente all’oscuro. Sappiamo che i contatti si stanno moltiplicando, ma non sappiamo niente di ciò che trattano in quei colloqui.

I contatti non ufficiali esistevano anche prima. Ai tempi del Card. Tomko come Prefetto della Congregazione per l’Evangelizzazione dei Popoli, cioè fino al 2000, quando non c’era ancora la Commissione per la Chiesa in Cina, ma si tenevano riunioni periodiche sugli affari della Chiesa in Cina, riunioni congiunte e allargate (“congiunte”, cioè, la Segretaria di Stato e la Congregazione per l’Evangelizzazione insieme; “allargate”, cioè con la partecipazione di esperti). Come presidente dell’Unione dei Superiori Religiosi a Hong Kong, poi come insegnante nei Seminari in Cina, ed infine come Vescovo Coadiutore di Hong Kong, ero invitato a quelle riunioni in cui Mons. Celli, allora Sotto-Segretario della Segreteria di Stato e principale negoziatore con la Cina, ci ragguagliava su ciò che trattavano in quegli incontri.

Durante gli anni del successore del Card. Tomko tutto era fermo. Con il successore del successore, poi, nonostante la costituzione di una Commissione vera e propria, le trattative con la Cina sono diventate affari strettamente riservati alla Curia Romana, non una minima informazione veniva fornita ai membri della Commissione.

Oggi poi anche la Commissione è silenziosamente sparita. Dopo l’elezione di Papa Francesco ci viene comunicato che la Commissione riprenderebbe il suo lavoro (l’ultima riunione plenaria del triennio) nella primavera del 2014; poi non più una parola viene da Roma, non un certificato di morte, non un annuncio funebre. Estrema sgarbatezza nei confronti dei membri della Commissione e di chi l’ha costituita a suo tempo! Estrema deviazione perfino dalla tradizione di correttezza della Curia Romana!

Il fatto è che adesso ad uno dei due Cardinali cinesi ancora viventi e non ancora senili, non è permesso di interessarsi di come stanno negoziando le cose della Chiesa in Cina. C’ è ancora un cinese “a Roma”, ma sembra che sia di disturbo. Lo hanno esiliato a Guam. È triste constatare che i grandi promotori del dialogo lo eliminano all’interno della Chiesa.

In questa mancanza assoluta di comunicazione, si cerca di congetturare e indovinare, mettendo insieme frammenti di notizie da qua e là. C’è il Padre Heyndrickx che sembra sappia tutto perché è amico di Roma e di Pechino. A distanza c’ è Asia News che solitamente è abbastanza bene informata. Il quadro che si riesce a tratteggiare non incoraggia per niente. Sembra proprio che la direzione è quella che temiamo.

  1. LOTTA CONTINUA? MI FACCIO VOCE DEI SENZA VOCE

Fin qui stiamo parlando di una situazione attuale di particolare drammaticità. Ma Valente vuole allargare la vista e mi vuole incoronare con il titolo di “lottatore continuo” (o del “gladiatore” nel linguaggio di qualche illustre eminenza).                                                             Valente mi accusa di “una ventennale mobilitazione contro tutti i passi intrapresi dalla Sede Apostolica… che non rientravano nella sua griglia di pensiero”. Ancora più: “Una rappresentazione fissa e preconfezionata delle vicende del cattolicesimo cinese degli ultimi settant’anni, intento a occultare tutti i dati di realtà che non sono funzionali alla lotta continua”.

Settant’anni sono tanti. Settant’anni fa i comunisti cinesi non avevano ancora conquistato il potere. Dunque, io avrei distorto tutta la storia della realtà della Chiesa in Cina fin dall’inizio del regime comunista!? Come faccio a rispondere ad una accusa di tali dimensioni?                                                                                                                                               Parliamo piuttosto dei vent’anni. Vent’anni fa, cioè attorno al 1996, alla fine di quell’anno sono stato fatto Vescovo Coadiutore di Hong Kong. Se non mi sbaglio, Gianni Valente era molto mio amico. Certamente non mi avrebbe qualificato come “lottatore”. Sapeva ed apprezzava che, subito dopo i fatti di Tiananmen Square, ero entrato in Cina e per sette anni avevo insegnato nei Seminari “ufficiali” in Cina (Shanghai, Xi’an, Wuhan, Shijiazhuang, Beijing, Shenyang) spendendo sei mesi all’anno, cioè, in continuo dialogo con quei fratelli nostri ed i loro persecutori. È stata una lunga convivenza. Le autorità mi trattavano coi guanti, per cui non ho nessun motivo di risentimento personale contro i comunisti. Se non mi avessero fatto Vescovo Coadiutore alla fine del 1996, avrei continuato ad essere insegnante di filosofia e teologia in quei Seminari, “apprezzato dalle autorità per la mia buona condotta”.                                                                                                   Ma durante quella lunga convivenza ho visto da vicino l’umiliazione dei nostri Vescovi, la sofferenza di tanti fratelli fermi nella fede, ed un sensus Ecclesiae che mi faceva sentire piccolo piccolo.

La “mobilizzazione” casomai è cominciata quando Papa Benedetto mi ha fatto Cardinale nel 2006, cioè, dieci anni più tardi. Se da allora faccio il lottatore, non lo faccio per mio gusto personale. Parlo perché sono la voce dei senza voce. La realtà è che in Cina non c’è la libertà di parola!

Faccio una digressione. Non riesco a credere che Gianni Valente non sappia il fatto che in Cina non c’è libertà di parola. Come fa a dire in giro che i vescovi intervistati da lui in Cina hanno potuto parlare come hanno voluto? (specialmente quelli che sono metà sotto e metà sopra, cioè, quelli che stanno tentando di venire fuori dalla clandestinità ed ottenere il riconoscimento dal Governo) Possono solo dire ciò che piace al Governo. Uno di loro ha detto a Valente che nella sua Diocesi non ha l’Associazione Patriottica. Il giorno dopo viene l’ufficiale del Governo e gli dice: “Ah sì! Ti vanti di non avere l’Associazione Patriottica? Da oggi devi averla.” Questo Valente probabilmente non lo sa.

Sono la voce dei senza voce non solo per protestare contro le autorità comuniste. Lo sono anche per fare certe domande alle autorità romane. In questi anni, continuamente sono stati posti atti direttamente contro la dottrina e la disciplina della Chiesa: vescovi illegittimi e scomunicati che pontificano solennemente, che conferiscono l’ordine sacro anche più di una volta; vescovi legittimi che prendono parte a consacrazioni episcopali illegittime fino a quattro volte e la partecipazione quasi totale dei vescovi della comunità ufficiale all’Assemblea dei Rappresentanti dei Cattolici Cinesi. Non si è sentita la voce da Roma. I nostri fratelli in Cina non hanno forse il diritto di meravigliarsi e fare domande?

  1. LOTTA INTERNA? NEGO IO IL DIALOGO? IL DIALOGO DEVE RIUSCIRE AD OGNI COSTO?

Valente mi accusa non tanto di una lotta contro i comunisti cinesi, ma sottolinea piuttosto la lotta interna tra me e quelli che a Roma hanno in mano il manico del coltello degli affari della Chiesa in Cina.

Certo, questo è grave, ma dov’è il problema? Mi si accusa di essere contro il dialogo. Per carità! Come possono pensare così? Io sono fermamente d’accordo con quello che dice il Papa Benedetto nella sua Lettera al Capitolo IV Paragrafo VII: “… la soluzione dei problemi esistenti non può essere perseguita attraverso un permanente conflitto con le legittime autorità civili. (Ovviamente, le soluzioni dei problemi si concretizzano nelle conclusioni dei dialoghi, ma Papa Benedetto continua a dire): … Nello stesso tempo però non è accettabile un’arrendevolezza alle medesime (le autorità civili) quando esse interferiscono indebitamente in materie che riguardano la fede e la disciplina della Chiesa”. È la stessa verità di quando Papa Francesco dice, in Korea ai Vescovi asiatici, che la prima condizione di un vero dialogo consiste nella “coerenza alla propria identità”.

Allora, il fondamento della speranza di un dialogo riuscito è che tutte e due le parti rispettino l’identità di sé e della controparte. Ora c’è questo fondamento nel caso nostro? Può un Governo dittatoriale rispettare l’identità di un gruppo religioso il quale afferma che l’autorità suprema interna appartiene al gruppo stesso? E può una religione sottomettersi al controllo completo di un Governo ateo?                                                                                         Dunque, anzitutto dobbiamo riconoscere che il comunismo è una vera dittatura. Quando facevo l’esempio di San Giuseppe che andasse a dialogare con Erode, sembrava una battuta, ma non è molto lontana dalla verità. I nostri signori della Curia Romana hanno mai studiato il Marxismo-Leninismo? Sì, non dimentichiamo Lenin, è lui che ha dato una organizzazione “eterna” a quella che, secondo Karl Marx, doveva essere una “provvisoria” dittatura del proletariato dopo la vittoria della lotta di classe.

Cari italiani, ringraziate il Signore che vi ha risparmiato le moderne forme di dittatura: il nazismo e il comunismo (il fascismo di Mussolini è una dittatura all’acqua di rose, a base di manganello ed olio di ricino). Chi non ha provato le dittature sulla propria pelle fa fatica a misurarne tutto l’orrore.                                                                                                                       Nelle dittature non c’è il compromesso, c’è solo l’assoluta sottomissione, schiavitù ed umiliazione.                                                                                                                                               I comunisti cinesi, dopo aver ucciso centinaia di migliaia, magari non hanno più bisogno di ucciderne tanti. Regna lo “stato di violenza”, completo diniego dei più fondamentali diritti umani. C’è qualcuno che non è informato di come oggi i comunisti cinesi siano sempre più prepotenti all’estero ed oppressori all’interno? (Un recente articolo di George Weigel su First Thing può aiutare chi non è aggiornato). Questo stesso Governo userà gentilezza con il Vaticano? Con tutti i fatti recenti che capitano (rimozioni di croci e demolizioni di chiese) e tutti i discorsi e corsi di indottrinamento sul diritto dello Stato di guidare le religioni, come può il nostro eminentissimo Segretario di Stato dire che “le prospettive del dialogo sono promettenti”?

Un prete della comunità clandestina, quarantenne, di nome “Pace”, molto dotto e zelante, stimato ed amato da tutti quelli che lo conoscono, è morto misteriosamente ai primi di novembre 2015. La pubblica sicurezza del Governo dice di aver trovato il suo cadavere in un fiume ed affermano che lui si è suicidato, ma non forniscono nessun indizio che possa chiarire la vera causa della morte.                                                                                           

Questo prete aveva scritto: “Come si può sperare che, mentre tutte le religioni sono governate dalle autorità comuniste attraverso l’Associazione Patriottica, la Chiesa Cattolica ne sia esente? Come si può sperare che, mentre la libertà di parola è negata in tutta la Cina, sia a noi concessa?”

Allora, negare il dialogo? No, ma bisogna andare al tavolo del dialogo disposti ad ammettere alla fine, magari per la centesima volta, che il dialogo non è ancora possibile. Come si può ragionevolmente sperare in una buona conclusione del dialogo? I comunisti cinesi rinunceranno un pochino del completo controllo sulla Chiesa ufficiale che oramai sicuramente tengono nelle loro mani? Nel caso di un dialogo fallito, non perdono niente. Vengono però volentieri al dialogo nella speranza di portare a casa una firma, una benedizione finale del Papa sull’attuale stato anormale di quella Chiesa che è già oggettivamente scismatica. I Papi hanno preferito evitare la parola “scisma” solo perché sanno che molti vi hanno aderito sotto grave pressione. Per riuscire a concludere il dialogo ad ogni costo, si è disposti a pagare il prezzo di canonizzare una Chiesa scismatica?

Come si può limitare la discussione alla nomina dei vescovi, lasciando fuori altre enormità? Anche sul solo argomento della scelta dei vescovi, si può accettare quello che è la situazione presente? L’elezione “democratica”? (non c’è nessuna elezione in Cina che non sia predisposta dal Governo); approvazione dalla Conferenza Episcopale? (la Conferenza semplicemente non esiste, c’è solo il nome); finale consenso del Papa? (sarà semplice formalità senza vera autorità decisionale); dopo di che tutte le comunità clandestine devono venire all’aperto, soggette a questa “Chiesa cinese”, non più Chiesa Cattolica in Cina? (in cinese la Chiesa Cattolica si dice “Chiesa di Dio”, così non si nota tanto la contraddizione nell’espressione “Chiesa di Dio cinese”, come invece risulterebbe evidente nell’espressione “Chiesa Cattolica cinese”).

  1. OSTPOLITIK

A questo punto non si può evitare di menzionare la Ostpolitik. Ma mi si dice: “Perché va sempre a rivangare nella storia?”                                                                                                         Appunto perché non è storia. I nostri dirigenti vivono ancora nell’illusione di quel “grande miracolo” del loro maestro Casaroli (non mettiamo in discussione la sua santità personale).                                                                                                                                                 L’Ostpolitik politico aveva un senso, perché lì si trattava di interessi che si possono contrattare, si possono scambiare interessi economici con concessioni politche. Ma noi che cosa abbiamo da scambiare con coloro che capiscono solo ragioni di danaro e potere? L’unica cosa che aspettano è che cediamo il nostro potere (spirituale). Ma possiamo fare questo?

L’Ostpolitik è cominciata già sotto Papa Giovanni XXIII e Papa Paolo VI. Era una situazione disperata da cui si cercava di trovare una via di uscita. Ma c’è stata una vera via di uscita? I Papi e le Commissioni Cardinalizie, nella quasi completa mancanza di informazioni (la cortina di ferro), si dovevano fidare di Casaroli dandogli carta bianca, ed egli, poverino, doveva nuotare nel buio (mentre i nemici avevano reti di informazioni – spie – fin dentro il Vaticano (vedi The End and the Beginnig di George Weigel).                   I grandi risultati? “Assicurata la gerarchia ecclesiastica!” Quale gerarchia? Vescovi fantocci, non pastori del gregge, ma lupi rapaci, funzionari del Governo ateo). “Si è cercato un modus non moriendi!” La Chiesa in quei Paesi è stata salvata non dalle manovre della diplomazia vaticana, ma dalla fede indefettibile del semplice popolo fedele!                              Allora, “scegliete la confrontazione invece del dialogo?” Ma come potete chiamare “confrontazione” quando un agnello rifiuta di essere mangiato dal lupo?

Valente ha scritto tempo fa che perfino il Card. Stefan Wyszynski avrebbe sostenuto al Ostopolitik di Casaroli. Quanto mai ridicolo! Si aspetta forse che il compitissimo Cardinale avrebbe criticato il Segretario di Stato nominato da Papa Giovanni Paolo II?                           Allora, si domanda: “Perché Papa Giovanni Paolo II ha fatto quella nomina?” In un cinema su Giovanni Paolo II fanno dire a lui: “Caro Casaroli, noi due la pensiamo in modo diverso. Ti nomino Segretario di Stato perché ci possiamo completare a vicenda.” Può essere molto vero. Non pochi storici, però, pensano (maliziosamente? Non mi pare) che il Papa ha voluto così tranquillizzare i suoi nemici. Casaroli avrebbe potuto servire da “cortina di fumo”, mentre lui dirigeva dal suo studio la sua politica di liberazione della Polonia dalla dittatura comunista.

Verso la fine di novembre 2008, ricevo una notizia, non pubblica, che la Chiesa ufficiale in Cina stava per festeggiare il 50° della prima ordinazione episcopale illegittima. Corro a Roma, vengo ricevuto dal Papa Benedetto, c’era anche il Cardinal Bertone. Io dicevo che quello era un atto di sfida, specialmente quando si sa che c’erano già i contatti informali fra le due parti. Aggiungo che il Governo osa continuare a sfidare il Vaticano perché ha visto che qui si stava giocando all’Ostpolitik. A quel punto Papa Benedetto, rivolto al Card. Bertone dice: “Ti ricordi, quando venne qui Giovanni Paolo II ha detto: “Basta (all’Ostpolitik)!” Non ho bisogno di aggiungere altro.

  1. PAPI APPROVANO VESCOVI DELL’ASSOCIAZIONE PATRIOTTICA SENZA CHIEDERE LORO DI USCIRNE. ALLORA?

Finisco rispondendo a quello su cui Valente sembra sentirsi tanto forte. Dice che i Papi hanno approvato molti vescovi che erano nell’Associazione Patriottica, che anzi vi occupavano posizioni di importanza. Dunque, “l’appartenenza formale di quei vescovi all’Associazione Patriottica… non è mai stata di per sé un impedimento della piena e riconosciuta comunione sacramentale e gerarchica tra quei vescovi ed il Successore di Pietro.” Inoltre, i Papi non hanno mai imposto a loro l’uscita dall’Associazione “come condizione per ottenere il mandato pontificio al proprio ministero episcopale.”                       Certo, quando il Papa li nomina o li riconosce vescovi, concede loro il potere sacramentale e giurisdizionale, ma questo non prova che di per sé ciò non faccia a pugni con la loro appartenenza all’Associazione Patriottica, la sostanza della quale, Papa Benedetto afferma, non è conciliabile con l’ecclesiologia cattolica.                                                                                 I fedeli in Cina sovente mettono il dito su questa contraddizione. Il Vaticano non usa rispondere ai dubbi. Nel mio “Sussidio per leggere la Lettera di Papa Benedetto alla Chiesa in Cina”, che è stato attentamente letto dal Papa ed approvato (stampato poi solo in cinese), citavo anzitutto la Lettera del Papa il quale a proposito dei casi di legittimazione (e analogamente di approvazione, perché sono dello stesso genere), al Capitolo VIII Paragrafo XI, osservava che ci sono stati due inconvenienti: 1° (alle volte) “i sacerdoti e i fedeli non sono stati adeguatamente informati dell, avvenuta legittimazione”, 2° “… alcuni vescovi legittimati non hanno posto gesti, che comprovassero chiaramente l’avvenuta legittimazione”. Di qui la duplice raccomandazione che 1° “L’avvenuta legittimazione possa essere resa di pubblico dominio a tempi brevi”, e che 2° “I Presuli legittimati pongano sempre di più gesti inequivocabili di piena comunione con il Successore di Pietro”. E commentavo: “Dunque, nella Lettera del Papa non c’è contraddizione; ma c’è contraddizione, cioè, incoerenza, in certi vescovi legittimati o approvati, i quali, dalla generosità del Santo Padre sono stati ricevuti nella comunione gerarchica, ma non la vivono con coerenza. Come può considerarsi in comunione con la Sede Apostolica uno che tutti i momenti grida in supporto di una Chiesa indipendente?”

  1. BISOGNA VENIRE ALLA CHIAREZZA

Quando il successore del successore del Card. Tomko ha avuto pure il suo successore, nella riunione del Comitato Permanente della Commissione per la Chiesa in Cina da lui presieduta, si è avuto il consenso circa la necessità di chiarire questo punto. Dopo una lunga tolleranza di una situazione di incoerenza (risultato ovviamente fallimentare) si doveva finalmente cambiare tattica e venire alla chiarezza, cominciando con una vasta catechesi per far sapere a tutti che l’Associazione Patriottica non è accettabile. Quella è stata l’ultima riunione della Commissione. Non so che cosa sia stato fatto sulla linea di questa nuova strategia.

La coincidenza dei tempi permette di credere che questo consenso della Commissione sia in qualche modo stato comunicato alla diocesi di Shanghai, per cui Mons. Thaddeus Ma, alla fine della sua ordinazione episcopale, ha fatto quella dichiarazione accolta da un prolungato fragoroso applauso del popolo di Dio.                                                                             Il 7 Luglio di 4 anni fa ha mostrato al mondo l’assurdo principio della politica religiosa in Cina: “Chi vuol amare la patria deve rinnegare la sua coscienza religiosa.” Il grande, rispettato Vescovo Aloysius Jin, S. J. di Shanghai doveva rinnegare la sua coscienza, accettare di concelebrare con un vescovo illegittimo e, per di più, durante l’ordinazione episcopale del suo successore, per provare la sua fedeltà alla Patria! Egli non si è sentito di sottomettersi a questa ulteriore umiliazione.

Ma oggi risulta che in tutti i simili casi il consiglio dato dall’alto è di umiliarsi, di accondiscendere, di cedere, di arrendersi…                                                                                       Alle voci che sospettano di un intervento di Roma nel caso del “volta faccia” di Mons. Thaddeus Ma il Vaticano risponde: “Ogni speculazione è fuori luogo”, io direi “è inevitabile”. Tutti attendono una chiarificazione precisa.

O Signore, non hai detto a Pietro “confirma fratres tuos!”?

P.S. Caro Gianni, questo scritto a me, convalescente, è costato non poca fatica. Risparmiamela in futuro, per favo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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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glish Text:

http://oldyosef.hkdavc.com/2016/07/28/a-painful-appeal/

Chinese Text:

http://oldyosef.hkdavc.com/2016/07/29/從一個「沉痛的呼籲」講起(回應gianni-valen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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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荒謬的信條」

我早前在天亞社網站上看到一篇亞納的文章,覺察到有些講法不符事實,就低調地在天亞社網站上補充了一些資料。想不到網民楚霖義峰注意到了,就利用我的話大造文章,來攻擊已故上海主教金魯賢,也為破壞目前上海教區的計劃,就是借金主教的聲譽幫馬主教出來掌管教區。

我們香港的教友不一定明白這些複雜的「計劃」或「陰謀」,讓我在這裡解釋些少,也把我日前在天亞社網上登出的文章轉載這裡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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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知道海馬達欽主教在六月十二日登出了他第五篇,也是最後一篇,紀念金主教一百誕辰的文章,文章裡他大讚金主教的愛國精神。又承認自己犯了大錯,竟沒有良心地說了一些對不住愛國會的話。現在痛恨前非,許諾以後會效法金主教的榜樣,再投入愛國會的懷抱。那篇文章使全國教友愕然。那對愛國會的讚歌直接否定教宗本篤2007年那封信的內容,是我們不能接受的。但對於那文章是否是馬主教自己寫的,自願寫的,言論紛紛。有人以為教廷不會指示馬主教寫那文章,但很可能指示他做些妥協的姿態來爭取被釋放並執行他牧職的機會。梵蒂岡十天後聲明說:「一切猜測,絕不適宜」。但我卻以為「不能避免」,因為看到最近在所有類似的情形下,教廷都是鼓勵妥協。教廷如不清楚交代可能對不住自己。可能對不住馬主教,肯定對信友中的混亂和沮喪要負起責任。我們暫且不要再討論那文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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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天亞社登的文章裡說了:四年前的七七事件是金主教策劃的。他們逼他在祝聖馬主教的彌撒中讓一位非法主教參與,為典禮留下污點。他老人家真的生氣了,不能再忍受這樣的侮辱。

我也說了:馬主教在禮儀結束前所講的話很可能是因為有了教廷的指示。

義峰這個政府的跑腿看了我的文章喜出望外,他說:「上海教區說金主教愛國多過愛教,馬主教願意跟他的榜樣,政府應該信任他了。但知道事實的陳樞機卻走出來說金主教愛教多過愛國,上海教區的努力被破壞了!」

天呀!我祇想澄清一些事實,不知中竟為上海教區添了麻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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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問題不在於我,問題在於國內宗教政策的一條荒謬信條,也就是義峰這類奴才擁抱的信條:「要愛國就不能愛教,一定要違反教會的信念及紀律,才能算是愛國。」

他們把愛國愛教常掛在口上,其實是把愛國和愛教對立起來了!為我們真的愛國和愛教絕沒有矛盾。

金主教的愛國誰也不能置疑,在寃枉忍受諸多磨難後他還是接受和政府合作,把上海教會辦得很好。他的博學,他的才幹,他在全世界建立的友誼,多國領袖對他的尊敬都為我們的國家博得光彩。

難道一定要這位德高望重的老主教違反教會的紀律,接受一位非法主教在祝聖馬主教的彌撒中和他共祭,為這神聖的典禮留下污點,這才能證明他的愛國嗎?要一個堂堂的中國人做違反自己良心的事,才能證明他對國家的忠誠嗎?這是哪個混賬的道理!這是對我們中國人的莫大侮辱!還唱「不再是奴隸的人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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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為什麼上海公安局未能阻止宗教局對那天禮儀的安排。或許在上海宗教局背後有「中國教宗」劉柏年的陰影吧!義峰既神通廣大,請他去問問劉柏年先生,怎麼在他的山東省沒有一位主教是非法的?那些主教豈不是不夠愛國了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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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談「無法迴避的愛國會」

2016. 06. 27

既然大家在猜,我以為應該陳述我所知的事實。是的,不要判斷人,但某些事實可以幫我們明白現在發生的事。

對上海教友亞納的那篇文章我有以下的資料共她參考。

(一)那天多數神父不共祭是金主教在會議中的指示,他不想,萬一他的計劃不成功,神父們被迫和非法主教共祭。

(二)馬主教的宣言看來不是臨時起意的表白。那時羅馬的中國教會委員會,在中國教會委員會常務小組的領導下已同意採取一個新的政策。因為在多年的容忍政策下,愛國會內沒有發生教廷所期待的改變,是時候嚴格執行教宗本篤的清晰指示:愛國會是不能接受的。大概是這新政策已傳達到馬主教,他才作了那宣言(可惜的是事後教廷沒有大力支持他)。

(三)金主教是我的朋友,但他的「四駕馬車」的理論很明顯是權宜之計,說是什麼神學創作我不敢苟同。

(四)滿鄧安兄弟說教宗本篤否定的愛國會有五個特徵。就讓我們往返五個特徵分析一下吧:

(1)由國家設立

(2)與教會體制無關的機構

(3)企圖凌駕於眾主教之上

(4)領導教會團體的生活

(5)不符合教會的教義。

滿兄弟不討論(1)因為是無法改變的。

滿兄弟說(3)是可以改變的,而且金主教及眾多其他教區的主教已在探索。

我多次說過:教區愛國會的情況各處大有不同,一位忠於教會又有才幹的主教,又有團結的司鐸團,可以成功爭取某程度的自由,但在大事上不能擺脫全國愛國會的箝制,馬主教的遭遇是一個例子。

可惜個別的主教根本沒有任何機會在全國愛國會內推進(3)(4)的改革。我們面對的是現在的全國愛國會,看來(3)(4)的改變,如(1)(2)一樣,是無法成功的(除非國家的宗教政策有大改變)。

(五)至於表揚愛國會的功績,那是可笑的;難道如果政府承認主教和神職團的權職,這幾年的教務不會進行得更好嗎?全世界的教會都該設立愛國會嗎?

六月十二日文章中那些「肉麻的」讚揚愛國會的話或很難相信是馬主教真心的話。全中國的信徒(不論地上地下)都知道那些是「笑話」,是政府喜歡聽的笑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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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內的兄弟姊妹,我們要爭氣!

近來,那些明顯站在政府那邊的人,及那些在教會內的既得利益者,他們大聲說:「大家站起來,準備聽教宗的話,教宗說什麼,大家都要服從。」原來他們希望教廷會簽署一個協議,把現在的不正常狀態認同為合法。有人竟說:「你們這些假善人,常說支持教宗,現在教宗快要出聲了,你們這群人肯定很快就會背教了。」

各位兄弟姊妹,我們要冷靜呀!我們信的是天主的教、耶穌的教,在這教會內最高權威是教宗 ―― 耶穌在世的代表。那麼多年來,尤其在教宗本篤任期內,我跟大家說,教廷不代表教宗。但如果有一天一個協議正式簽定,這就肯定是教宗批准的,教宗批准的任何事,我們不可以批評。請大家爭氣,不要批評教宗。當然,我們做事的最後標準還是良心,所以如果你們照良心覺得任何協議內容是違反我們信仰的道理,你們不需要跟著走。教宗本篤在2007年的信裡清楚說過:『愛國會「獨立自辦」的原則,也就是讓政府辦教的做法,和信仰是不能調和的。』教宗方濟也曾說那封信還是有效,要我們重視。你們絕對不應該參加愛國會。

那麼將來恐怕沒有地方公開祈禱了,你可以在家裡祈禱;即使沒機會領聖事,天主耶穌一樣會到你心裡來;就算沒有機會做神父,回鄉耕田也可以,神父永遠是神父。教宗本篤說過:「為了信仰我們要接受眼前的全面失敗!」初期教會等了三百年,我們看來不需要等那麼久吧。冬天快會過去,堅持到底的才能得救。勉之。勉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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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梵蒂岡澄清及指示

從六四那日起我整個星期未能退燒,終於六月十一日入了醫院,查出來原來是一隻很厲害的菌,又帶來氣管炎,又帶來哮喘,如果再遲些入院,問題更大了。

現在在醫生的照顧下穩定地在康復的途上邁進,需要的時間會比較長,請各位為我祈禱,但盡量不要來探訪。

六月十二日出了馬達欽主教網上的那篇文章 [參閱1],使大家都很困擾。我在病牀上祇能焦急、祈禱。這幾天也想寫幾句話討論問題,昨天(6月21日)亞洲新聞的網頁上出了一篇文章 [參閱2],正如我想講的一樣,在此請大家查閱該文。

是的,梵蒂岡應該澄清及給與指示,是為了真理、為了公義、為了愛德。他們應該維護教廷的聲譽、馬主教的聲譽,消除全中國教會內的混亂和沮喪。不出聲是不負責任的。

進教之佑,為我等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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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他教導我們走愛國愛教的道路-寫於金魯賢主教誕辰一百周年之際 (五)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392f6070102w3x1.html

[2]《梵蒂岡在馬達欽事件上的沉默造成的混亂與爭議》by Bernardo Cervellera

http://www.asianews.it/news-zh/梵蒂冈在马达钦事件上的沉默造成的混乱与争议-37831.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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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為上主萬軍的天主憂心如焚

“Sono pieno di zelo per il Signore”

Hanno allontanato unica voce discordante, ora il coro è all’unisono. Che bellezza!

C’è ancora una voce stridente, ma è nell’estrema periferia, è facile ignorarla.

L’extra chorum.

 

「我為上主萬軍的天主憂心如焚」

雜音被充軍了,現在大家同唱一支歌了,多麼好呀!

還有一個聲,很不合隊,但在很遠的邊緣,不難當聽不見。

另一雜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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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曾認識畢少懷神父嗎?

Fr Braga_KKP Adv(C)

Fr Braga_KKP Ad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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